不仅中西文化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中国文化与印度、俄罗斯等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差异。认为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人类文化的这些差异将消失，同化为一个“世界文明”，这是一种天真的浪漫。

　　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莱维·斯特劳斯深刻质疑“世界文明”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来区分。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应当以“复数”计，不应当设想一种“单一的文明”。他把人类不同的文化形态比作不同的“配方”，就像在中药店配药。有的药为多种配方共有，有的药则为某一配方独有，文化也一样。

　　莱维·斯特劳斯明确认为，“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而简略的概念”。即使有一天来临，“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种保存各自独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亨廷顿提出“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作为他的核心概念。亨廷顿认为今天世界上存在六、七种主要文化或文明。这些文化不会同化融合到一种“世界文明”，相反将长期保持各自的“文化个性”，甚至相互对抗，发生“冲突”。

　　亨廷顿和莱维·斯特劳斯还都注意到，人类文化交流不仅带来“趋同”，还有“趋异”现象。莱维·斯特劳斯说，人类各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有时趋于同合，有时则相反趋于离异，互相拉开距离，突现个性。亨廷顿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举例，当一个女心理学家在跟其他十几个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在一起时，她会用“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来自我确认。但当她跟另一些男心理学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用“我是一个女人”来自认。这说明，人始终是以自己区别与别人的个性来自我确认。再如，许多中国人在国内对现状很不满，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行。但到了国外，常常变得很爱国，听不得人家说中国不好。那正是因为，当他来到国外，面对周围外国人的目光，他时时处处都自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他区别于周围其他人的最根本的个性。他能不爱国吗？

　　所以，“全球化”带来人类互相交流的密切化，在一些方面“趋同”的同时，也在另一些方面“趋异”，激励人们的自我个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