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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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D0015版:新知·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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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些苦孩子的面孔, 我的心在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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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些苦孩子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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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5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新年伊始,本报将人文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下牵动人心的城乡教育资源公平问题,重磅推出大型深度情感式报道“保卫乡村教育”——
看着那些苦孩子的面孔,
一位青年支教者的爱与哀愁
■本报记者 沈蒙和
  12月29日中午,踩着2005年的尾巴,在湖州平湖职业中学的教师办公室,记者第一次见到徐根方,照片上瘦削的脸庞在现实中圆润了不少。“回来3个月就重了5公斤,估计是在西部两年苦惯了,环境稍好点就特别容易胖。”徐根方憨憨地笑。

  追忆:我去了牵马买菜的地方

  步行8小时去上学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洛觉区德溪乡双龙坝中学的孩子们到底有多苦?主动请缨前往的徐根方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那儿的路仍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公路是从半山腰硬生生开凿出来的,行在路上,耳畔充斥着悬崖下金沙江汹涌澎湃的声音,泥石流更是家常便饭;通往学校的山间小道则应了鲁迅的话——“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近60度的坡度让人上山容易下山难,哪怕是当地的老农每走两步也得找棵树做支撑点。

  徐根方任教的中学总部设在高山上,学生们的家则遍布于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区。为了上学,许多孩子必须在这样的山路上步行8小时,即使凌晨一点从家里出发,到校时也已经10点多了,所以学校不得不以两周为一个单位时间安排课程,连着上10天课然后休息4天。

  5角钱一碗的凉粉在学生们眼里已是奢侈品,因为大多数当地村民的每户月收入不过百元,一角两角的毛票都被当作大钱来用,以至于徐根方当时随身带去的500元在第一个月毫无用武之地——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在当地根本兑换不开。最后他一直跑到江对岸的云南集镇上,才解决了“百元大钞”问题。

  隔着墙壁握手

  为了方便学生上学,高山上的中学总部前几年在江边建了所分校——双龙坝中学,那就是徐根方耕耘了两年的地方。

  校舍依稀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学留下的旧房子,木梁土瓦,墙壁是泥土掺着稻草糊成的,70厘米厚的墙体已然千疮百孔,大道大道的裂缝触目惊心。透过一些裂缝,学生们甚至可以隔着墙壁握手。屋顶的瓦片残破不堪,必须用竹竿与塑料薄膜搭个室内雨篷才能熬过雨季。风沙隔着墙缝灌进来,晚上,倘若睡觉不闭紧嘴,第二天醒来肯定是满嘴沙子。学生宿舍总共只有两间,男生一间、女生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地方得挤三四十名学生,

  学校不仅无法给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书,连上课的粉笔也限量供应。“一节课两支,写断的粉笔头都要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最麻烦的是只有白粉笔,非标注重点不可的话我就只能自制彩色粉笔了。”徐根方语气里透着点无奈,“其实就是把白粉笔蘸上红墨水后晒晒干。”

  不惧“下马威”

  看到孩子们的伙食,更令徐根方无言以对。

  每七八个学生围着一只盛满黄绿色液体的脸盆蹲在地上。那就是他们下饭的菜,或许说“汤”更合适,拿着筷子捞上半天,只能找到几片看不出颜色的酸菜叶子与几粒四季豆。“他们是十来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在滴血。”

  徐根龙决定拿出自己的钱给孩子们改善伙食。可在双龙坝给学生买点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集市在云南大兴镇,需要铁皮大渡船摆渡过湍急的金沙江;上岸后,租匹马到镇口,再走两三百米到集市买菜;回来就得自己扛着菜走两三百米赶到寄放马的地方。一两百斤的菜,瘦弱的徐根方不得不分几回扛,所以每买一次菜都要花上5~8小时。刚开始几次不习惯,肩膀上的疼痛几乎让他难以入眠。

  马是那儿惟一的交通工具,也是徐根方买菜必不可少的伙伴,却没少给他添乱。“那里的山路是村民们走出来的,又陡又窄,悬崖下是公路,车来车往的动静很大,所以特别容易惊马。”他略带腼腆地告诉记者,“一次我骑马去买菜,山下刚好开过辆拖拉机,马受了惊,一下就将我摔了下来,山坡上全是沙子和石头,几乎擦掉一层皮不说,双腿外侧碗口大的伤疤直到现在仍清晰可辨。”

  事后,双龙坝的人们依然能看到徐根方牵马买菜的背影。

  心声:对着石头,我坚守了两年

  父母打110报警了

  支教两年,缺水缺电,连灌溉农田的水源也要按时分配,在农作物都很难生长的情况下,恶劣的生活条件没难住徐根方, “寂寞”却差点将他打垮。

  因为学校里没有电,徐根方带去的手机得过江去云南的集镇上充电。路途遥远,他第一次远行充电就不慎弄丢了手机。偏偏村子里又没固定电话等其他通讯工具,通讯基本靠喊,至此,徐根方3个多月无法和家里人联系。恰逢年关将近,这可把久不闻儿子音信的双亲急坏了,拨打平湖的110替儿子报失踪。平湖警方通过徐根方的母校浙江师范大学,几经辗转终于帮两位老人找到了在压力与寂寞面前濒临崩溃的儿子。

  “那是我最想家最无助的一段日子。”徐根方的笑容里似乎带着一丝苦涩。“工作压力太大。我所在的学校连我在内,算上校长和教导主任才8名教师。我一到就让我接了三个年级的英语和初三的数学,每天三四节课、全满的早自习外加一周三次的晚自修,成天就忙着上课、备课。晚上没有电,我自己买蜡烛给学生上课,完了还要在床头边继续点蜡烛备课、批改作业到12点多,甚至凌晨一两点。”

  “更痛苦的是那么大的压力却无处倾诉。既无法与外界联络,学校里也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因为寂寞,我哪怕对着块石头都能说上半天话。”徐根方叹了口气。

  坚守,不仅仅代表浙江

  但他仍然选择了坚守。他说:“来这儿是我对西部人民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悔,因为我是浙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代表浙江也代表这一代大学生。”

  此外,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关心也时刻鼓舞着徐根方,可是最有效的强心针仍莫过于学生对他的“好”。“记得有一次我买菜起程迟了,傍晚六点才搭到船回来,还在江心就看到暮色中对岸有人正一个劲儿冲我招手,不停地喊着‘徐老师’。原来学生们发现我那么晚还没回去,着急地跑出来找我了。”徐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让徐根方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还有男生们为帮他补身体,用自己抓的蛇熬成的蛇肉羹;女生们为他送行时,亲手叠的近千只千纸鹤。他告诉记者:“山里的孩子特别纯。知道我要走,可来了两年都没在这儿好好玩过,他们干脆夜里带我去山上探险。过不去的路,他们扶着我,翻不过的山,前面的拉着我后面推着我。”

  无奈:我终于走了

  可他终究还是离开了那儿,离开了爱着他、他也爱着的学生们,还带着一肚子的遗憾:“整整两年,我带的毕业班有17名学生考上了县城中学,破了学校的纪录,但我觉得自己的力量还是那么微弱。”

  金阳地处大凉山东南部边缘,是集大山区、民族聚居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典型少数民族贫困县。全县现有小学188所,142所都是危房,80所是“一校一师制”,即一所学校只有一名老师。“一个人势必精力有限,那么多学生根本照顾不过来,有些老师干脆听之任之,只上半天课。以至于部分初中学生连两位数的乘法也不会。”

  他认为:“那里不但教育与发达地区相差了几十年,思想观念也差了几十年,为了生活,很多父母替孩子选择了辍学外出打工,我带的班原有54名学生,毕业时却仅剩30名,想找都找不回来。而大部分走不出去的孩子,仍将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

  “这种恶性循环下,更别提留住老师了。”徐根方摇摇头,“为什么我班里的学生初二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学校的英语老师一年前就去外面进修了,一去就要三年。在我没去之前,英语课俨然就是自修课,让学生捧着本书自己学。”

  据了解,金阳县现有教职工1382人,本科学历33人,专科学历373人,其余均为中专生或高中生,有的连正规的教师培训都没经历过,师资水平可想而知。老师的待遇普遍偏低,像徐根方所在的学校,教师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而且全校老师都是教育贷款的,一个月拿到手的只有300左右。据徐根方介绍,很多师范毕业生回来宁可外出打工、做生意也不愿当老师,即便是留下来的也成天想着要走人,教书纯粹应付了事,没有真心实意的投入。

  或许,徐根方这两年在给那里的学生送去的是知识和快乐,而给那里的老师却带去了震撼与压力。又或许,我们也不该轻易地去责备“看不惯”的眼神,毕竟双龙坝的老师们已经在那儿生活得太久太久,任何新鲜事物要从习以为常的观念中破茧而出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徐根方说,在坚硬的稀粥一样的现实面前,自己的努力就像一道水印,转眼了无踪影,这一块土地依然什么也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孩子,徐根方还是留下了,哪怕是一点点的压力,一点点的心动,一点点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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