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东京高等法院门前。

　　时年８６岁日本老兵东史郎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２００6年１月３日，东史郎病逝。

　　６０多年前，他与其他侵华日军一样，烧杀抢掠。６０多年后，他以真实身份忏悔战争罪行。勇气和良知，界定了东史郎与那场战争的分野。

　　加害者·忏悔者·“卖国奴”

　　“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从历史角度看，东史郎之于中国人民，首先是一名加害者。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岁的东史郎应征入伍，编入原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１６师团福知山步兵２０团。同年１２月，他参加进攻南京以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当地军民的大屠杀。东史郎还曾经在天津、上海、徐州、武汉、襄东等地作战。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因病遣回日本。１９４４年３月，他重返侵华战场。日本战败后，他于１９４６年１月回国。

　　在华期间，东史郎本人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同时也亲眼目睹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３月，他把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１９８７年，东史郎公开战时日记，忏悔战争罪行。

　　“杀人这件事不道德，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支配了我们。”１９９９年，东史郎来华参加中央电视台访谈节目《实话实说》，详细描述了自己连杀３名中国人以及参与屠杀５００名南京“安全区”内中国百姓的行径。

　　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４年，东史郎７次到中国取证、忏悔。在中国人心目中，东史郎的形象，定格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灰色巨型石碑前、“遇难者３０００００”黑色大字下，一名黑衣老人双手合十，长跪不起，白发随风舞动。

　　据陪同者回忆，东史郎初次访华时，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鞠躬，一天鞠躬累计三个多小时。

　　１９９３年，东史郎日记中提及的“战友”桥本光治以“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作者。东史郎由此惹上官司，并在日本法庭以失败告终。

　　日本一些媒体１月４日以讣告形式发布东史郎去世消息。大多只有寥寥几句，篇幅最长的是《朝日新闻》，介绍东史郎身份时用“作证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

　　《每日新闻》发布的讣告不足１００字，称东史郎为“告发原日军野蛮行径的作者”。

　　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用“出版南京事件著书的原日本兵”称呼东史郎，继而回顾他因写书成为被告的经过，没有提及到中国谢罪一事。

　　与此同时，一家访问量颇高的日本个人网站把东史郎列为“卖国奴”。

　　中国知名 国内孤独

　　东史郎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日本。

　　几份日本报纸当时报道了东史郎案败诉结果，再无后续。直到东史郎１９９９年参加《实话实说》节目，日本《产经新闻》驻京记者才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访谈内容，但对东史郎持批判态度。作为观众参加《实话实说》的日本在华留学生水谷尚子在日文杂志《世界》上撰文质疑东史郎。同一杂志后来又发表批驳水谷尚子的文章。东史郎就此同步进入中日大众视野，但日本民众总体而言对他仍旧陌生。

　　日本右翼势力对东史郎却不陌生。１９８７年７月７日，东史郎与其他两名侵华老兵在京都首次披露南京大屠杀战争体验。随后，东史郎接到１００多个抗议电话，还收到夹带子弹头的恐吓信件。第一个电话来自一名女性，大骂东史郎“亵渎英灵”。对另一些电话，东史郎耗费几个小时加以解释。

　　东史郎访问南京、向中国人谢罪的消息传回日本，他所在第３中队“战友会”开除了这名老兵。

　　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东史郎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一度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

　　“俯仰天地问心无愧”。１９９８年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上诉后，东史郎打出这样一条字幅。

　　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态度截然相反。１９９９年３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五卷《东史郎日记》，内容为东史郎个人日记的一部分，篇幅超过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同年６月，日记第三次印刷，加印１５００３０册。东史郎出现在各大报纸、大学讲堂、书店见面会、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得到欢迎和声援。南京为他开辟声援网站。

　　日本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他频频访问南京，在南京庆祝自己的８８岁生日。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东史郎及其后援会参加的讨论节目，题为“战争的记忆”。

　　东史郎去年一度病危，病榻上还惦记着要到中国作“最后一次谢罪”。

　　接待过东史郎的中方人士说，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真的非常需要中国人民给他支持。”

　　平凡生活　不屈精神

　　从日本首都东京乘坐新干线和急行电车，６个多小时后可抵京都府蜂山；再行车半个小时，可达晚年东史郎居住地，一个只有４０００居民的小镇间人。６０多年前，那里有６００多人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炮灰。

　　东史郎家是一座沿街建起的典型日式两层住宅，屋后不远处是日本海。

　　东史郎出身富裕的造酒世家。他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福知山市立命大学，一年后因父亲过世辍学返乡。

　　东史郎酷爱写作。侵华战争结束时，他积累了一本本从军日记，记载了他身为士兵的所见所闻。他回忆说，打仗时无暇他顾，从军日记是在两场战役之间大约两、三个月休整期内写下。

　　“东史郎日记案”一审法庭上，原告方有３０多人，被告方只是东史郎孤身一人。原告方支持者有东史郎昔日“战友”。那些人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原告在一审胜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山呼万岁。二审胜诉后，他们又挂起“南京大屠杀捏造诉讼胜利”的横幅。

　　倔强的东史郎说：“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煞。”三审皆败诉，东史郎声言要上诉国际法庭，并且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东史郎晚年是当地一名小企业主，拥有一家４０余人的机床厂。５个孩子已成家，分别居住在京都、大阪、东京等地。身居东京的儿子支持父亲，帮助他整理资料，把日记输入电脑保存。女儿１９９９年陪伴东史郎到中国谢罪。

　　东史郎和老伴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但那场官司牵扯了他大部分精力，生活不断遭到骚扰。

　　官司还耗费了东史郎大量钱财。他每天自己开车，为推销他的机床奔波。

　　东史郎１９９８年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款１万元人民币。他说，洪水使他回忆起１９３８年因战争造成的黄河堤坝决口事件，当时惨景令他难忘。

　　周轶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