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想象中，拥有济世情怀者更应该是那种淡薄名利的人，而不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或摇滚巨星博诺如此光鲜亮丽的名利场中人物。

　　盖茨可以用1亿美元置办豪宅，博诺可以花几千美元享用一瓶上等葡萄酒；前者忙着用一个个新的软件程序统治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后者用他的音乐和风采让全世界歌迷跟着舞动。在普通人眼里，他们似乎不必多费力气就能轻易收获财富与荣光。

　　因此，当盖茨夫妇捐资290亿美元建起全球最大慈善基金、博诺成功说服发达国家减免贫困国家400亿美元债务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把他们并列评为“2005年度风云人物”。《时代》编辑南希·吉布斯这样归结道：假如像这样的大富翁、大明星都能做到以救助世界为己任，那么我们普通人更无借口袖手旁观。

　　《时代》解释盖茨夫妇和博诺中选的原因时说，他们的善举来得正是时候——比如美国，正在改变它那种对贫困世界隔岸观火般的冷漠感。平常年代，美国人惯于把做善事作为“一种姿态、一种条件反射和慰藉良心的药方”，——可能是深夜电视节目上、某人被某些画面刹那间触发了同情心，于是寄过去一张支票，希望它使世界上某个角落的某个人能多活一天。

　　而这种偶尔为之的善举——《时代》说——不是眼下这种“特殊年代”所需要的精神。在过去一年内，美国人对慷慨的定义已经有所改变：他们为印度洋海啸救灾捐助超过16亿美元，比以往任何海外援助项目都捐得多；而在美国国内遭受飓风袭击后，从各地飞往灾区的各种财物捐助至今也有27亿美元左右。

　　在海啸、飓风、地震、战争、冲突、贫困、饥饿、疾病等种种天灾人祸肆虐横行的年代，“做好事”需要榜样，当然，也更需要每一个人伸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