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在苏州一家区属小厂当过八年钳工，尹先知是厂里唯一的会计。

　　尹当年大约四十六七岁吧，人长得精瘦精瘦的，过早谢顶的脑壳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当然是花了，但眼神却很犀利，喜欢从镜片上面盯着看人。除了算账，尹先知业余最大的爱好是研究面相学。那年月，《麻衣神相》这种玩艺是无人敢碰的。听说尹先知原本是中学老师，就因为沉湎于此，而被下放到了我们这家里弄小厂。但人一旦痴迷，便很难自拔。工余，尹先知依然热衷此道。

　　他曾替我看过相，说我“眉长过目，忠直有禄。”一两年内，必有贵人相助。我苦笑着不吭声。那几年，我父亲还关在牛棚里，没人来踩我一脚已经不错了，岂敢有别的奢望。

　　好像窥见隐私，禁不住要跟人说一样，尹先知也喜欢在背后议论人。那年冬天奇冷。一天，头头们都到区里开会去了，手头没活，我们机修组的一帮小年轻都拥在锅炉房里取暖。尹先知来打开水，也跟我们泡在了一起瞎吹。有人撺掇他给烧炉子的老陈看相。老陈说：“我都年过半百了，还图什么。要看就给厂里的两个头头看看吧。”大家起哄叫好。尹先知技痒，果真卖弄开了。他压低嗓门悄声说：“我们厂里那个老大，人是和气的，但生就一副溜肩，滑落肩胛，要紧关头是靠不住的。那老二，眼有三角，脑后见腮，相有如此，其心不善，不得不防哪！”

　　尹所说的老大姓郭，是我们厂的革委会主任，五十出头，原先是街道干部。老二是副主任，名叫胡虎，四十岁，本来是我们机修组的钣金工，后来跟了造反派，脱产当了干部。

　　陈师傅见老尹真说开了，生怕惹事，借口要捅炉膛，挥手把众人哄散了。

　　下午，头头们开会回来了，却原来区里布置锅炉除尘，要求各厂派员到常州学习，老郭叫我去参加。

　　周末我从常州回来，到尹会计那里去报销差旅费，正好胡虎在那聊天，他问我去了哪些人，我一一告知。他寻根究底，又问我谁带的队，去了哪些厂家，回来后区领导讲了哪些话？我手头活儿正多，心中一急，不免冲口而出：“详细情况我都向老郭汇报过了，你去问他吧。”把报销单交给了尹会计，便回了车间。

　　下班路上，我在街角碰到了尹先知，他似乎专门在那儿候我，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纸条，约我厂休日到他家去坐坐。

　　尹先知家在虎丘边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块石砌成的院墙上爬满了薜苈，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尹先知说，五十年代初他刚搬来时，西侧那颓倾的厢房里住着一位孤老。老人解放前一直在虎丘山上替人看相算卦，晚年卧病榻上无人照顾。尹先知夫妻心慈，像家人一样服侍了老人三年。临终前几个月，老人强撑病体，将自己研习了一辈子的面相术，悉数传授给了尹。

　　尹先知给我看老人遗留的那一叠发黄的相书。我说我不太相信这些，人的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尹摇摇头，叹息道：“哎，小年轻，吃点亏，你就会知道了。”他啜了一口茶，凑近我的耳边说：胡虎很会记仇，你那天言语不慎，可能会得罪他。我谢谢尹的提醒，我说今后我会注意的。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尹先知的判断是对的。锅炉房的老陈铲煤时滑了一跤，手骨折了。胡虎立马决定让他管传达室，将我调去补缺。烧锅炉是个重体力活，又要三班倒，对我明显是个惩罚。机修组的同事都为我不平。我倒很坦然，做夜班，碰不到那个姓胡的，省得彼此看着触气。

　　那年月，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即使像我们这种区属小厂，也不得免。严冬的一天夜晚，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我上班刚进厂门，就看到行政楼前刷满了大幅标语，写的竟是“打倒现行反革命尹先知！”我惊呆了，旁边看门的老陈悄悄告诉我，却原来有人打小报告，将尹先知平时议论头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告诉了胡虎。胡大为恼火，诬称尹讲的二把手不是指他，是矛头直指“副统帅”，汇报到了上面，把尹先知作为攻击红色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揪了出来。第二天就押赴七里坡劳教去了。

　　我们都为老尹担忧，古人说“祸从口出”， 想不到老尹学了这些年的阴阳术，也会栽跟斗。

　　岁月荏苒，终究云开日出。那场浩劫后，胡虎被撤职查办，第二年，我也考进大学离开了那家工厂。临行前，我又去了虎丘旁的那个小院，去看望平反后病休在家的尹先知。几年不见，他老了不少，本已稀疏的头上，已没有一根毛发。七里坡砖瓦窑的重体力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老慢支更厉害了。他佝偻着背，喘着粗气对我说：“看来我俩都没有说对。命非天生，人也未必定能胜天。俗话说，好不过命，大不过运，社会时势对个人的影响看来更为深远。”我点头称是，老人轻轻叹口气：“我老了，享受不到多少好日子了。你正当年，可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机呵。”

　　一阵微风吹过，窗外，满墙的薜苈在春阳下闪着绿光。据说这种攀缘植物有极强的生命力，只要有一丝缝隙，它就会蓬勃蔓生，且将须根深深地植入壁隙，连为一体，再难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