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昨天，86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老先生，也不辞劳苦地赶到研讨会现场。他自始至终是个谦逊的倾听者，他说他是来倾听农村的声音的。在关于乡村人文和未来的观点碰撞中，钱老的一席话引起了文化名人、学者们的探讨。

　　钱老说，“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所以我也是农民的儿女。我的父亲是乡里教私塾的老师，我的成长教育在乡村完成。抗战时读书不要钱，我才能读书继续受教育，成为一个文化人。”钱老师的一席话引起了在座几位文化名人学者的共鸣，也勾起了他们对乡村人文教育传统的古典情怀。

　　在乡村的人文叙事传统中，田园牧歌、耕读传家，曾经在中国乡村延续着不灭的文化之灯，照耀过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未来之路。研讨会上的一些文化人士遂引入这样一个话题：在今天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只有老人小孩的“空心村”现象已不足为奇，曾滋养过乡村人文教育的耕读传统，还能延续得下去吗？

　　一些在座的文化学者认为，耕读传统曾经在乡村撑起过一代又一代的进阶之梦，也筑起过乡村人在欲望社会中温良有礼的道德长城，而如今，偏僻乡村里的文化种子要靠什么传播？

　　本报记者在持续一年的乡村走访中观察到，如今乡村孩子的素质教育也因外出打工的父母的缺席而缺失。从乡村采访归来的本报记者为此也感到一丝忧心：在田园牧歌、耕读传家不再盛行的今天，农村孩子又该树立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呢？

　　作家赵丽宏谈到，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像富阳、东阳这些地方并不算穷，但有些地方的家长宁愿孩子尽早学做生意，而不是去圆一个读书梦。也有人谈到，东阳是全国有名的状元村，耕读传家美德一直延续到现代，但只要到乡村去看一看，往往哪家的孩子读书读得学历越高，他家的房子就越旧，他们的爹妈反而是较穷的。

　　上海大学女博士生梁京说，“我是山东泰安的，我们那边农村还比较完整，但在农村里，很少有新鲜血液注入。村子里很多房子是空的，只要稍有钱的人都会选择住得离镇近一点。”那里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空心村，抽空的还有乡村本身的文化因子。

　　一些乡村面临着各方面的流失。比如优秀乡村教师流向城镇，连大树都被移植到城里，以前每个村子里都有能文能武的能人，秀才，郎中等等，现在乡村却留不住他们了。

　　当所有乡村的身躯都面朝城市，原来属于乡村的优质资源正在流失，乡村本土的人文传统被抽刀断水。耕读传家式曾自成一体的乡村文化被现代性逐渐消解，缺少了本土滋养的新一代农村孩子也可能因此缺少一种能补养心灵的素质教育，乡村的人文精神还有没有更好的出路？

　　著名作家陈子善为此大声说，应该有个统计数字，让大家知道培养成材的农家子弟，有多少会回到乡村为乡村建设服务？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要求农村的孩子背负崇高的道德使命。当然，这样的话题只能以文化探讨的名义进行。正如吴亮所说，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却是有意义的。

　　在耕读传统中，农村土地养育出来的土秀才们，往往会成长为乡村的代言人。那么在现代进城大潮中，一个类似于“谁来为底层代言”的问题是，谁来为乡村代言呢？

　　我们抛出的不是答案，只是问题，想引起更多人对乡村的关怀。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