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最近来到中国，在一家公司搞融资，看到很多企业家中饱私囊，真的是为中国的经济担忧。很多公司都有两本账，一个税前利润5000多万的公司，上税只有100多万人民币。”——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收到的一位读者来函中，对中国税收改革中存在问题所表示的担忧。该报9日就此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税改：挑战与良机》的评论文章，要点如下：

　　使这位读者感到“担忧”的事情，大概主要是某些中国企业的逃税现象。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人都能讲出一些不良“企业家”逃税的故事。在中国名列“十大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企业，却在纳税榜上名列末座，仅北京一地，从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北京地税局调查的房地产企业逃税率就高达66％，查处的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房地产企业就多达24家。

　　但税制的问题并不限于逃税。新年伊始，中国至少有两件涉及税收的大事：其一，税务部门说，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比2004年增长了不少；其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新年生效。

　　颇为奇怪的是，虽然在中国逃税的内企、外企、国企、私企均不在少数，但中国的税收收入却节节攀升，而且增幅显然远远超过GDP增幅。而个税法引起的争议更大。许多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应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1600元的起征点仍然无法改变纳税主体为“工薪族”而非富人的现象。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

　　尽管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与国际接轨”，开设消费税、奢侈品税、汽油税、遗产税等专为富人保留的税种，但这类税改措施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一方面是颇为普遍的企业逃税行为，另一方面却是税收增幅连年超过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守法企业抱怨税负太重，普通“工薪族”抱怨税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却是一些富人心安理得地“合法躲税”“合理避税”，甚至“违法逃税”。这些看似混乱、矛盾、奇怪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各类利益集团围绕纳税展开的“博弈”的结果。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今年1月就要求税务部门“继续深化税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确实，在特意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税收制度的功能不可低估，其宗旨不应仅仅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应通过“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来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