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己工资坚持调研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红漫的名头响亮：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当年她曾同时考取哲学和医学博士，但是她选择了医学。    

　　在王红漫成为社会学博士后之后，适逢北京大学成立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卫生政策，她在该中心做了一年行政工作。“主要跟国内外有关卫生部门沟通联系，把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如实地发布。”王红漫说。    

　　由于工作的原因，王红漫得以接触并采访了各地卫生干部，积累了大量素材。在这个过程中王红漫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疑问使得她对国内外公共卫生体系和政策越来越关注并逐渐了解，进而产生了系统研究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念头。    

　　2001年，王红漫获得了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现实的机会。    

　　“当时北京大学有‘985’青年行动项目(1998年5月是北大百年校庆，中央拨给北大一批资金，叫‘创一流大学基金’，又称‘985’)，我记得是在截止前夜熬了一宿写完标书并顺利通过答辩，最终获得‘985’青年行动项目的资金。”王红漫回忆说。    

　　由于“985”青年行动项目认为王红漫做的是软科学研究，只提供了5万元经费。后来，王红漫又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得了一笔经费资助。但是，两个项目的经费加在一起都没达到预期的30%。“后来经费用完了，我就花工资继续调查。”让王红漫坚持下去的理由是，她亲眼看到了农民治病的艰难，而且，这一状态在数十年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忍饥挨冻饱受辛苦

　　2001年5月，王红漫带领8个人的课题组开始了长达4年的农村调查。    

　　“第一次打理行装准备下乡的时候，曾有人带着奇怪的神情问我说，你还真下去啊？发点卷子下去，过一段时间往回一收不就行了。”王红漫说。    

　　但王红漫却有自己的见解：“农村、农民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当然也就是我们对之进行学理分析的出发点。不从出发点起步那还搞什么研究。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首先就要去农村，去倾听农民的心声，去了解农村基层医疗组织真实的情况。”    

　　不可否认的是，北大严谨、坚韧的治学精神贯穿王红漫整个调研的过程。在王红漫看来，北大的导师不仅仅传授她知识，教给她获取知识的方法，更多的是在做人上言传身教。    

　　在调研过程中，为了确保调研范围达到一定的广度，王红漫只有处处节省经费，在交通和饮食上能省则省，去许多地方调研坐火车都是买硬座票。由于调研绝大多数是在基层卫生机构进行，所以她和学生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既有火车、汽车，也有拖拉机、马车和驴。有时王红漫带着学生去调研，回来晚，旅馆的门已经关了，还得另找住处；有时候就在院子里露天办公。

　　王红漫还清楚地记得，有年冬天她和同学到四川一个农村做调研，结果晚上找不到地方住，万般无奈，她只好带着学生们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过了一个晚上。    

　　农村医疗状况令人担忧

　　跑了这么多地方，吃了这么多苦，但王红漫认为很值得，她自信地说：“我发现了问题。”

　　一谈到调研的收获，王红漫的语速明显加快了：“从我们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天农民看病难，主要不是难在过去的缺医少药，而是看病太贵。用农民的话说，只要到了医院，什么都贵。单就检查费来说，农民到了县医院，乡里做的那一套检查便都不好使了，得重做；再到市或省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地再跑一遍。这种重复检查与农民的支付能力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导致失衡。此外，检查费居高不下还有一个原因是进口了大量医疗设备。而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医疗成本。”    

　　王红漫还发现，造成目前农民看病难的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基层医务人员的水平低下，从而造成大量农民涌入县、市的医疗体系。

　　“有许多农民是怕花钱还看不好病。我曾假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去实际考察那里的诊治水平，结果，我的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一个普通的感冒，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所以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样就碰上了。”

　　根据对1000多农民的入户调查及卫生机构的数据分析，农民“大病”就诊主要是县级以上医院，占58%，乡镇卫生院只有12%。农民“小病”就诊主要是村级医疗机构，占47%，而乡镇级卫生院仅占18%。    

　　王红漫说：“乡镇卫生院本来应该是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枢纽。但实际上，它现在处于一种‘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的‘抽空’窘境。”

　　调查还显示，中部的15个卫生院有10家亏损，东部的18家卫生院则全部亏损。

　　大胆构想欲破医改难题

　　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和诸多的数据，王红漫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何才能改变农村医疗组织的现状？如何让农民看病不再难？    

　　2005年10月，王红漫公布了自己的答案。“我们课题组先是形成并提交了关于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一个研究报告，随后北大专门为此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因为当时只是个草案嘛，而且学术性也比较强，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来，结果到了会场，发现不仅来的人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是重量级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会会长彭云同志来了，卫生部的副部长陈啸宏来了，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宣部社科规划办、发改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也来了。”王红漫对记者说，“我还是带着伤上的台，因为前一天在校园里被一个骑车的同学撞了一下，骨折了，主持人还开玩笑说这更能让我体会到大国卫生之难。”    

　　事实上，经过4年的艰辛调研，王红漫的确比普通人更能体会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痛，而她也比任何人都更想早日改变这种状况。    

　　改革方案让眼前一亮

　　课题组抛出的第一个新颖的观点是，可以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层级由县乡村三级压缩到县村两级，也就是，在一些条件适宜的地区，可以适当压缩乡镇卫生院。    

　　按照课题组的设计，乡镇卫生院的变革有三种方式：一是有的县办好中心卫生院和几个较大的乡镇卫生院，发展村级卫生所，其他卫生院只保留预防保健职能，即实行医疗与公共卫生职能的分离。二是将卫生院资产、债务整体拍卖，拍卖后的卫生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公开招标，向改制后的卫生院购买公共服务。三是在上级部门主持下实行院长全权负责承包制试点，推行公共卫生招标机制。    

　　但是对这一观点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卫生部农村司副司长张朝阳对此曾明确表态说：乡镇卫生院目前还不宜撤销。

　　“不能搞一刀切。”王红漫也声明，任何一种改革都要因地制宜。比如在青海调研中，车行很久都难见一人，真正是地广人稀。对于这些地区，三级医疗体系就要保留，同时课题组还建议相关医疗单位开展定期巡医行动，这样可以尽量把救治半径大大缩小。    

　　课题组的第二个新观点是针对人事的。“必须打破现行的各级医院各自为政的格局，建立新的人才流动模式，促进优秀医疗人才向基层卫生机构流动。”王红漫肯定地说。    

　　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构想。其基本思路是把现有的三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纳入到一个完整的人员循环系统之中，让系统内优秀的医护人员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在各级医疗机构轮流工作，把最好的医生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为农民提供无差异的卫生服务。这样一来，广大农民再也不用为看病而东奔西走。王红漫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国家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共进的系统性工程。尽管头绪繁多，情况复杂，但是它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善十亿农民医疗卫生的现状。    

　　王红漫的建议得到了国家卫生部的首肯。近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公开表示说，从今年开始，卫生部实施了万名城市医生支持农村的项目，派出单位每派出一人将得到2.5万元财政补偿。    

　　这似乎仅仅只是个开始。课题预定的最终截题时间是2007年，但王红漫表示，课题组将尽快拿出最终的成果。“我们不希望错过这次医改。”             据南京《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