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79岁的张杰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

　　这个在香港6平方米店铺靠卖大闸蟹、茶叶蛋谋生的平凡老人，20年间共捐赠1200余万元，在家乡上虞建起了18幢教学楼，还有大量的配套教学仪器和设备，受惠学生达15000多名。

　　昨天，记者在上虞见到了张杰老人，向他祝贺获得“浙江骄傲十大人物”称号时，老人微笑着平静地说：“我这把年纪了，不想出什么风头，我高兴的是，关注教育的精神得到弘扬和支持。我希望那些有能力的人，都能将力量用一点在教育上，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因为那里的孩子更需要知识。”

　　最爱听孩子们的读书声

　　过了年我就80岁了。从去年开始，我在香港的摊子不摆了，主要是身体吃不消了。现在就想多回家乡来走走，家乡的山好、水好，人也亲切。回来后，我经常一个人坐中巴到乡下去，到那些散布于村村落落的学校里，听到孩子们念书，我就不想走了。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每次走进那些乡村学校，我想我捐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因为，看到孩子们有书读，我的心异常踏实，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我是睡地板的老板

　　我1959年去香港，开始在一家食品店当雇员。50多岁的时候，自己在尖沙咀租了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铺子，主要卖大闸蟹、粽子、汤圆，铺子很小，不起眼，全靠手勤脚勤赚些钱。我原来打算到60岁自己给自己办退休，收摊歇业，回家带孙子，安享晚年。但20年前，偶然一次回老家，彻底改变了我的打算和生活。

　　那一天，我走进儿子的学校上虞中学，非常吃惊，这么大一个学校，居然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实验室，看不到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学生们挤在光线暗淡的教室里上课，看得我心里很难受。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多，我只读过五年书，多年的漂泊经历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有真才实学；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在于教育。

　　回到香港后，我就拿出一部分积蓄，为上虞中学捐建了两幢教学楼、图书馆和一幢宿舍楼，连带又捐了一些彩电、乐器、面包车、吊扇什么的。后来，我又去看过上虞中学，看到中学面貌焕然一新，我真的很高兴。

　　我后来陆陆续续又给上虞的几家学校捐了款，总共1000多万元吧。老家有人看到我捐这么多钱，都以为我是香港大老板，其实，我哪里是什么大老板，我就是一个小摊贩。在香港，我的家只有30平方米，最多时要住十几个人，我只能天天睡地板。有几次家乡来人，看了有些不相信：他们想不到我这样的小商贩，竟能捐资1000多万元给家乡办教育。

　　20年前的西装还在穿

　　如果我不捐钱，现在的日子应该是阔绰的。但是，这几十年我把所有的钱都捐了，现在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要算计着花。有一次，香港有一个上虞同乡酒会，参加者每人要缴600元港币。我一听就舍不得了：600港币，要卖100盒汤圆啊。

　　这几年，家里人都说我越来越抠了。早餐，几十年如一日，泡饭加霉豆腐，为了保证营养，再加一杯高钙奶粉；20年前做的西服，我至今还在穿，基本上没添过新衣服；出门坐车，专拣没有冷气的公车，因为车票便宜。

　　没办法，正因为我不是大老板，我得节省啊，不然没钱给家乡的孩子们读书，怎么办？有一年，我生了一场病，手术费要动用我列入“捐资计划”的一部分积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好几夜睡不好觉：怎么补上这个缺口呢？最后，我下定决心，戒烟！抽了几十年的烟了，一下子不抽，那个难受啊，真没法说……

　　1988年春节，我惟一的儿子要结婚，我也想好好地为他操办终生大事。可是，我想了几天，最后把儿子和媳妇叫到面前：“你们去旅行结婚吧，这样能省下1.5万元钱。这笔钱能为老家的孩子们买不少学习用具了。”儿子一向理解我，同意了。

　　老伴也是“募捐家”

　　我把所有的钱都捐给故乡了，我的夫人徐丽娟就跟着我吃苦受累。她比我大两岁，也是上虞人。她的心肠也很好，看我捐款给家乡的学校，她也拿出她的积蓄，在上虞捐建了两所小学。她80岁生日那天，儿女们给她贺寿红包10万元，她一半捐给了绍兴慈善总会，一半捐给了上虞慈善总会。

　　今年9月是我的80岁生日，儿女们也说要给我10万元红包。我想学习夫人，绍兴、上虞慈善总会各捐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