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凌晨3时，台北

　　冬夜凌晨3时，台北。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在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扶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

　　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上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

　　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为“四郎”哭泣

　　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否能用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70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

　　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人们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并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品质精致或是粗劣，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

　　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