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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长庆 从“背包客”到“支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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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翁长庆 从“背包客”到“支教族”
  浙江科技学院一位娇小的女教师,连续3年自费赴云南支教,帮助近400名贫困学生结上了对子……

  当新年贺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时,一封来自云南宁蒗县委县政府的感谢信,悄悄映入浙江科技学院校领导的眼帘:“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条件比较薄弱。贵校艺术设计学院翁长庆副教授连续3年赴我县贫困山区小学义务支教,不仅给我们输送了先进的教育理念,还帮助近400名贫困学生结了对子……”

  信中的主人公翁长庆,是该校艺术设计学院的一位专业教师。要是没有这封信,恐怕谁都不会想到一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教师,居然会3次只身自费远赴云南山区支教;要是没有这封信,或许谁也无法想像她家里还有150封承载着感激与希望的来信。

  自费支教为还心愿

  “呵呵,等很久了吧?”与这句话同时出现在记者跟前的是一位春风满面的年轻女子。在厚厚羽绒衣的包裹下,翁长庆比记者的想像更娇小、单薄,也更为时尚。

  说起3次自费支教的经历,翁长庆浅浅一笑:“还愿而已。我是个热爱旅游的‘背包族’,在享受各地如画的山水时,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当地人做些什么,可惜这个心愿始终没机会实现。即便有支教的打算,也不知道该跟谁联系、该去哪儿。直到2003年暑假,我偶然间认识了一位名叫‘信天谨游’的网友。”

  翁长庆不但听说了“信天谨游”通过网络集资建造希望小学的事迹,而且得知这些新建的希望小学正缺老师。“那时,我就知道还愿的机会来了。”翁老师冲着记者眨眨眼,“我将自己支教的想法用电子邮件传给‘信天谨游’。发了六七遍后,他终于回信了。”

  那封回信让翁老师至今难忘,信中除了提醒她目的地条件艰苦别轻易作出承诺外,还附了两张触目惊心的照片:一张是长着绿毛的土豆,另一张是发霉的草垫和破屋。如果她决意前往,前者将是她的食物,屋子将是她生活的场所。

  搭着运猪车进山

  但照片没有吓退翁长庆。收到回信的第二天,她就自己掏钱买了两大箱文体用品和语数外习题册,先寄了过去,并在“信天谨游”规定的10天期限内收拾好了行囊。

  翁长庆独自背着巨大的包踏上云南宁蒗县的土地时,迎接她的是崎岖的山路和臭兮兮的运猪车。“去山区里的乡村没有直达车,必须一路辗转进山,不过可以搭到顺风车哦,就算车上的‘旅伴’全是臭臭的小猪,我也能愉快相处。”翁长庆微笑着说。

  虽说每年这样来回一趟光路费就要花四五千元,但她还是认为很值得:“第一次去纯粹为了实现一个心愿,也给山区的孩子带去了希望,后面就刹不住车了。”

  支教,不只是教授课本知识

  而事实上,翁长庆3年来乐此不疲地将自费支教进行到底,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她不断收到来自远方宁蒗县永宁坪小学黄腊老小学生的来信,截至目前足足有150余封。

  “看,这些都是,我家里还有上百封呢。”翁老师说着,小心翼翼地从身旁的文件袋里掏出厚厚的一沓信。花花绿绿的信封上全是各种稚嫩的字体,写的却是同样的四个字——“翁老师收”。

  她轻轻打开这些信封,记者眼前顿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信纸,作业本上撕下的方格纸也赫然其中。“翁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翁老师,我很思nian你”……除了字里行间的声声呼唤,每一封信都被自己的小主人用贴纸与画笔精心打扮,有彩色的米老鼠,也有鲜艳的花朵与云彩,童趣盈然。

  翁老师不禁感叹道:“要知道,他们学会的汉字相当有限,能在拼音帮助下写成一封完整的信,真的很不容易。信上的贴纸都是我送给他们的,之所以特意粘在给我的信上,是想还我这份情。那么懂事的孩子,任谁都舍不得。我在他们那儿的时候,窗台上每天都有他们上学路上为我采来的山花;小女孩们常趁我不备,偷偷帮我洗衣服,要是不许她们干,还会哭鼻子;我做很多事情,身边都会凭空多出几十个‘小帮手’……他们那样依恋我,让我不得不每年都去教书,而那群大山也已亲切得和我的第二故乡一样。”

  由于当地无法直接寄信,孩子们只得集体拜托校长上县城时把信捎上,翁老师每回收到的信都是成捆成捆的。可无论有多少封信,她始终坚持一封一封地回:“孩子把我的信看得很重要,天天盼回信,因此花再多时间,我也得给他们写回信,将外面的世界带给他们。真正生活过我才知道,作为支教志愿者,教授课本知识还是其次,给孩子们带去希望,并一直让他们保有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热心人不止我一个

  除了150封信里的思念,3次支教经历还让翁长庆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小新。提起小新,翁老师一脸灿烂:“小新的故事让我更肯定: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本能。热心人绝对不止我一个。”

  3年前,小新作为某著名服装品牌的浙江经理,是个爱穿露背吊带衫的时尚女孩。因为都是“背包一族”,所以与翁长庆在网上成了“驴友”。“小新家境优越,照理应该是娇生惯养才对,可没想到听说我的云南之行后,她居然也要加入。结果去县城接她那天,我差点笑死。”翁长庆说着说着又扬起了嘴角,“她穿羽绒服、戴棒球帽的时尚模样在街上就够醒目了,偏偏胳膊下还夹着台电子琴,说是想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脚边则摆了一堆大大小小的包,里面不少都是她怕山里寂寞而专门买的小说。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她的化妆品立刻摆满了屋里惟一的桌子。”

  可就是这样一位崇尚浪漫主义的都市女孩,在老鼠满地跑的屋子里,在只有土豆与满面尘土的日子里,她硬是按预定计划待了两个月,让深山中的校园,第一次响起了琴声。但也就是为了这两个月的支教生涯,小新丢了工作。“相比之下,我就比她幸运多了。第一次去,请假就出乎意料地顺利,系领导听说我此行的目的后,当即表示同意,并帮助调好课,还不扣工资。同事也二话不说接手了我的工作,以便我能顺利去支教。”

  “系里这么支持,我真挺感动的。”翁长庆补充道,“不过小新虽为此失业整整一年,但从没听她说过后悔,仍三天两头地找我为帮助山区濒临失学的孩子们出谋划策,整理邮寄物资。她成了我最好的搭档。”

  帮近400名贫困生结对

  接受采访时,翁长庆的手机就没消停过,记者好奇地凑过去一看:“你那儿濒临失学的学生还剩多少?资助的话算我一份。”原来全是找翁长庆结对“认领”失学儿童的。

  “我只是想尽可能多地帮帮那些一学期72元学习费用都负担不起的孩子们。”翁长庆解释道,“我每次去云南除了上课外,还会搜集当地贫困孩子的资料带回来,找朋友资助。72元也就是我们喝杯卡布奇诺的开销,但却可以让那些孩子念一个学期的书。”

  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下,这3年来,翁长庆已为近400名学生筹到了念完小学甚至初中的学习费用。“最近那次‘认领’活动,我前一天晚上才把60名孩子的材料放到网上,第二天就‘认领’完了,而且现在还不断地有朋友发短信来要求‘认领’。”

  翁长庆莞尔一笑,“其实我充其量就是个牵线人,身边所有的朋友,看到那些即便衣衫褴褛、没有零食与电脑的孩子们,仍然有着快乐的笑容、晶亮的眼睛时,没有一个不动容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本能。”

  本报通讯员 陶永建 本报记者 沈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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