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我意外的是，在村民和外人口中的好支书，在家人眼里，却是一位严肃到几乎不近情理的人。

　　“我们都有些怕他。”二儿子郑奇才说：“只要是村里的事，他就不容许我们反对。”儿子们问过父亲：“为什么对村里的人那么好？”父亲说：“因为我是党员。”

　　郑奇才和哥哥郑奇猛曾几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后来都没下文了。“我们把申请书直接交给爸爸，估计都被他丢掉了。因为他总是跟我们说，你们还小，还需要为全村人做更多好事。要让对村里有用的人先入党。再说，我是支部书记，自己的儿子先入党，别人会有看法的。”郑奇才遗憾地摇摇头：“以前我很怨他，但是爸爸生了这场大病后，我们全家看到村里人对他那么好，我开始理解爸爸的许多做法和态度，我开始敬佩他了。他说得没错，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去年12月我爸爸出院后，我又写了份入党申请书，我想多为村里做些事。”

　　郑九万出院后，大儿子郑奇猛就到建德弹棉花了。对于父亲，他比弟弟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多的崇敬：“虽然父亲对我们的一些做法看起来不近情理，但是父亲的做人原则告诉我们，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只有多为他人着想，才能为更多人所爱戴。父亲一直是我的骄傲。”

　　村里的事，村民的事，永远是父亲心里至高无上的事。郑奇猛说，偶尔回家，母亲总要让他劝劝父亲，小心自己的身体。他有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外面他能忍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了，经常痛得大叫，虚汗直冒，连衣服都脱不下来。这时，只有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小心地照顾他。

　　郑猛奇常年在外打工，父亲对这个儿子非常牵挂，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说一些家里的事情后，每次都提醒他弹棉花时别忘了戴口罩。然后，又是不忘教育他：赚钱固然要紧，但不能昧良心，要实实在在做事。

　　郑奇猛说：“村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出力，父亲总是要求我们家里人带好头。比如，村里修机耕路，每个村民出500元，尽管我和爱人不在家，但接到父亲电话通知，我们立即将1000元汇了回去。后来听说一些村民一时拿不出钱，父亲就替他们垫上了。”

　　郑九万如此慷慨，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有钱人。其实根本不是。郑家的木头房子是村里最破旧的几幢之一，简陋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儿子的婚房里，只有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老伴李金叶谈起郑九万，真是又气又疼。她说：“当年，我是被他‘骗’嫁过来的。他爸爸是蔑匠，有技术，九万自己力气又很大，很能干活，我以为嫁到他家，生活肯定是不错的。可是，嫁给他几十年，家里还是这副穷样子。不过，我不后悔，因为九万，真的是个好人。”

　　

　　在温州这块现代市场经济萌芽最早、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对于一位村支书的评价，看重的并不是他个人所取得的财富、他的家庭的致富经历，却是他为村里人做下的那些点滴小事，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为村民所做的一切，无不闪耀着人性和党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