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位身患肺癌的七旬老人，乘坐公交车前往医院复检，售票员四次动员乘客给老人让座均无果。老人拿出癌症病历，用虚弱的声音央求乘客：“我是一个肺癌病人，真的撑不住了，谁能给我让个座？”然而求助还是如石沉大海。

　　多么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重病缠身的老人，一边是年轻体健的乘客；一边是老人的苦苦央求，一边是乘客的视若无睹。甚至在老人已经呼吸困难、面色发青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青年乘客依旧视而不见。这公交车上的一幕，令人痛心更发人深省。

　　如果说，见到歹徒行凶作恶而噤若寒蝉，勉强还可以用胆小解释，那么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座，既不会流血更无生命之忧，又为什么对求助的老人报之以冷漠的白眼呢？这种麻木和冷漠不仅让一个重病老人痛苦不堪，也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是社会之耻。

　　不让座自然不违法。但面对“道德法庭”，这些乘客是否会感到内疚？我们的社会是否该感到羞愧？

　　在这条新闻的最后，我们终于也读到了一点欣慰。一位50岁的男子，对坐在离老人最近座位的一个中学生发出一声咆哮：“你，把座位让给老先生！”中学生在惊恐中，慢慢移开了座位。在经过五站路，两公里，十多分钟后，老人终于有了座位。而直到三分钟后，恢复正常呼吸的老人才能够说出“谢谢”二字。老人的这一声“谢谢”，令人百感交集；而男子的一声咆哮，更值得全社会为之道一声谢。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们，面对麻木和冷漠，还有愤怒的咆哮；面对麻木和冷漠，太需要愤怒的咆哮；愤怒的咆哮多起来，麻木和冷漠才会少下去。 奚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