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辽宁省沈阳市骨科医院公开承诺要争创“无红包医院”。“手术医生收受红包一经查实，医院将免除举报患者的手术费，被举报的医生立即下岗”。据了解，与其他医院相比，该院具有手术多的特殊性，到院治疗的患者中有约７０％需要动手术。院方已与200多名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书”（《中国消费者报》2月24日报道）。

　　医德滑坡、医风不正，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不是个别现象。“红包”现象有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单纯通过一纸禁令、一句承诺，难以堵住“红包”泛滥的源头。因此，笔者认为，该红包禁令难有大作为。

　　一些收惯了“红包”、自认为医疗技术精湛的医生，他们不可能甘心接受无“红包”可收的现实，他们会心理不平衡。虽有禁令大棒在挥舞，但在利益面前，仍可能变着法子收“红包”。

　　从患者的角度讲，他们到医院接受治疗，有求于医生，他们与医生之间地位与信息又不对称。即使医生不明目张胆索要红包，他们也会担心，没送“红包”，会影响医生的工作热情和手术质量。他们虽然对送“红包”心有不甘，但是，为了自己的医疗利益，他们也不敢向“红包”说“不”。

　　虽然现在院方开出了免费手术的举报条件，但是举报医生收“红包”要拿出可靠的证据，而“红包”本身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医生怎会轻易留下收“红包”的把柄？因此，举证困难就是患者举报的一大障碍。况且，对患者的奖励措施也先天不足，如果患者举报了医生，医生下岗了，患者能安心地躺在这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下岗医生同事的手术服务吗？这种奖励实在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要遏制“红包”现象，并不是一家医院、一纸禁令能够实现的，它需要形成社会合力。最根本的，要从改革、完善医疗体制入手，从根本上抑制医生的“红包”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