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10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的我，常常像一只小鸡一样，被他那两条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的胳膊架起来，打得哭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者色变，晚上隔好几幢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在我所记忆中，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有过亲密接触。而挨打的名目也为实众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被老师批评了要挨打，出门疯玩弄脏了衣服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头，当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打倒法西斯”，贴到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每次“行刑”完毕，父亲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蝇蚊地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过打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头来打我不是很方便；或许我还能一把抓住他甩过来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过瘾得很。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衡的较量。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点地收复“失地”。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这使得战斗注入了文化含量。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争到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各自冲进自己的寝室，一阵“哗啦哗啦”拉开书橱的声音之后，再各持一卷，冲杀出来。

　　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父亲的缺点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薄，对于西方的和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机会。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秋雨的文章，一边摇头作惋惜状一边感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余秋雨父亲是喜欢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是狂热的余杰的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不胜快哉。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病重卧床多日。父亲见我劈头就是：“这半年读了什么书?稿件全部拿出来！”我一边打开包摸出厚厚一叠稿件递给他，一边说：“凶啥子凶！未必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打得赢我?”父亲说：“来嘛！你还嫩得很！我当年练举重的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拴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午饭坐在父亲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地对我说：“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块嫩肉丸子塞到父亲嘴里，说：“你也有今天！” 杨昊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