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理论家。对于戏剧场景、社会场景，不管什么场景，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个可靠的评论家。在我能写的时候，我就创作剧本，仅此而已。这就是一切。所以，做这个演讲，我有些迟疑。要知道任何一句陈述都至少可以有二十四种可能的角度，这要看你当时站在哪里或者天气如何。我发现，一个直截了当的陈述一经说出，它永远不会保持原样或者受到限定。它立刻就被其他二十三种可能所更改。同理，我所作的任何陈述也不应被看作是终极的和确定的。也许有一两句听起来像是终极而确定的，它们也许几乎是终极而确定的了，但明天我也许就不这么想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就别这么想。

　　我费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样的事实：在剧场，批评家和观众的反应是捉摸不定的。一个作家的危险就在于他很容易会成为这种疯狂的担忧和期待的猎物。但是杜塞尔多夫的经历消除了我的忧虑。两年前在杜塞尔多夫《看管人》的首场演出结束时，我按照欧陆的习惯，和德国剧组的全体演员一起向观众鞠躬。台下立刻嘘声四起，我敢说他们是全世界最能嘘的人了。我以为他们用了扩音器，可他们只用了自己的嘴。尽管如此，剧组演员们和观众一样顽强，我们就在嘘声中，一共谢了三十四次幕。在第三十四次谢幕时，剧院里只剩下两名观众，还在嘘。我很奇怪地为这一切所温暖。现在，只要我感受到那担忧或期待的震颤，就会想起杜塞尔多夫，我就没事儿了。

　　我已经为不同的媒体写过九个戏，直到现在我依然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做到的。对我来说，每部戏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失败”。我猜，就是这个事实促使我去写下一部戏。

　　假使我认为写剧本是极其困难的工作，当然我也认为它是某种庆典，那么就像我今天早晨向你们展示的那样，试图很理性地描述这个过程就更加困难，也更加失败。

　　塞缪尔·贝克特在他的小说《无名的人》的开头说：“事实似乎是，在我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讲述事实，那么我就不仅要讲我所不能言说之事，而且，这更可笑，而且我，如果可能就更加可笑，我就不得不，我忘记了，算了吧。”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