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个子,板寸头,温和而略带一丝亲切的微笑,一袭黑色的风衣——典型的林毅夫的“标准”形象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外的广场上,“呼拉拉”一下,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就将他围了个密不透风。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前,从下车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短短100来米的路程,由于记者的围堵,林毅夫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
这样的情形,一点不出人意料。当他倡导了六年的“新农村”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林毅夫,自然成为了今年两会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
曾是台军上尉军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投身经济学研究之前,他曾是台军的一名上尉军官。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对面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搜索结果毫无收获,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在祖国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他从早到晚埋头钻研学问,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解开了。
到祖国大陆后,林毅夫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燕园3年,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诺奖得主的关门弟子
“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林毅夫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这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应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林毅夫当时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关门弟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还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7年,林毅夫成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林毅夫成为中心主任。
主张“新农村运动”
林毅夫与农村结下不解之缘,算起来已经跨越20个春秋。1986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便是《中国的农业改革:理论与实证》,1987年回国后,他首先就是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在林毅夫的记忆中,自己第一次下乡,是在台湾时帮舅舅家收稻子。第一次来到大陆农村,那还是在1984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利用暑假回国到安徽考察。无数次下乡的经历,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瞪着你,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这一直激励着林毅夫努力工作,希望他们过得越来越好。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农村。
“我在1999年提出,由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林毅夫的观点。有学者称这是“饮鸩止渴”,还有人认为这实质是让9亿农民为通货紧缩埋单。
但林毅夫很坚持。“我个人判断,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入一元钱至少有九毛钱会变成农民的收入,”他肯定地说,“新农村运动既启动了消费需求,而且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一点可以毫不动摇地往前走。”
几年的奔走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终于被中央采纳,圆了林毅夫“左手经济政策,右手经济理论”的梦想。现在林毅夫开始着眼于,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怎样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林毅夫建议,新农村建设要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必须把握三个原则:不能毁旧村建新村,要在自然村的基础上发展;资金主要是来自于政府,也可以动员一些农民和社会资金;各个项目的实施标准范畴都不一样,要有农民的参与,只有农民自己最知道需要什么,必须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