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了每一届一府两院的报告
一身蓝色的旧式西装,脚上一双黑色的自制布鞋,来北京开会的申纪兰保持着多年来的一贯装束。本已灰白的头发在染过之后乌黑浓密,但岁月的变迁已在她的脸上刻满了皱纹。
1954年9月,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骑着毛驴从村里出发,赶到长治市,然后转乘卡车、火车,走进了中南海的怀仁堂。
“那次大会,讨论了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等许多国家大事,特别是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人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人代会一结束,中国就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全国这里建工厂、那里修铁路,国家一年一个大变化,很快汽车造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了,从西沟村到长治市也修成了公路,再也不用骑着毛驴去开会了。”
正是这次大会,改变了这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命运。申纪兰开始了她至今长达52年的人大代表生涯,她参与了新中国每一次国家主席的选举,审议了每一届一府两院的报告,提出的议案不计其数。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申纪兰谈论起一届又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数家珍。回忆往事时的她仿佛又回到了旧日的时光,幸福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共开了6届,每一届都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代表们也都是围绕法制建设和经济问题献计献策。因此,每开一届人代会,全国就有一次大变化。”
“十届元老”半个世纪的闪光足迹
与申纪兰无华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她走了半个多世纪的闪光足迹:她首倡男女同工同酬权利的建议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她曾作为中国农村妇女的代表,出席在丹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几十年来,她带领全村村民靠双手把数万亩不毛的石头山改造成了人工森林,把数千亩贫瘠的沟坡地整治成了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她当了10年省妇联主任,却坚持不享受任何物质待遇,给自己定下五条原则:“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脱离劳动,不离开西沟”。改革开放以后,她又带领全村人学着搞起了市场经济,建起了硅铁厂、磁钢厂、饮料厂……几十年的风霜雪雨已经把申纪兰和西沟彻底融为一体。
她还有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1946年,18岁的申纪兰嫁到西沟。当时西沟人的观念是“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妇女很少下地干活。申纪兰过门6天后就下地劳动,一时传为新闻。她参加了李顺达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后,22岁就成为副社长。
1952年,她响应党的号召,走家串巷,动员妇女离开锅台、炕台、碾台下田地。男女干一样的活,但是男人计10分,妇女只计5分,于是,申纪兰向社里建议,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计一样的工分的要求,终于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
1954年,申纪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骑着小毛驴,走出大山,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她曾先后13次见到毛主席,赴苏联见过斯大林;她作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接见过她;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热情洋溢的信。
从不会写字到亲自执笔写议案
但是谁能够想象,1954年申纪兰当选人大代表时,她连话都不敢说,更不敢发表什么意见,甚至连选票上的“毛泽东”三个字都不认识,“光是为了把那个圆圈画圆就练了好几天呢!”
如今的申纪兰,阅读一般的文件、汇报已经不成问题,每次的议案也都由自己亲自执笔,可以和记者大谈企业管理。“参政议政,没文化是不行的。就好比劳模如果不劳动,还当甚劳模?”
回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走过的五十多年,她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代表们的文化程度和参政水平越来越高”。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九成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一千多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现在的会期不断缩短,但需要审议的事项越来越多,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多,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起一届又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申纪兰的一口山西话滔滔不绝。
半个世纪时间为农民说话
作为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沟村党支部副书记,申纪兰至今还住在已经有3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迎面墙上挂着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这小屋主人的合影。这面不同寻常的墙壁,记录了历史的沧桑,折射出了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时代轨迹。
从第一届人代会上的忐忑,到如今的从容,申纪兰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为农民说话。52年来,她担任过两届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已记不清到底提过多少个建议和议案。她很自豪自己是农民代表,她最关心的还是农村问题,为那么一个庞大的群体说话,“肩上的担子很重。”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说出了我们农民的心里话。共产党最伟大,领导人民吃饱了,穿暖了,还要人们过上更加好的日子。共产党一切利益为了人民,一切幸福想着人民。我们党想到了,我高兴,领导干部说到了,我满意。”
这位农民的代言人深情地说:“新农村建设说得多好,句句说到了农民的心里头,我作为农民的代表,代表农民感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