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2时，本周人文大讲堂进入第49讲，在杭州剧院，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与你相约。有许多读者来电话、邮件，要求我们介绍一下余秋雨先生近期的一些文章和他的学术观点。经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引荐，我们把秋雨先生发表在99网上书城上的对话，摘要在此，似乎可以看作他近期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主要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现为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名誉董事长。

　　一种文化独霸天下是悲剧

　　问：您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很高评价，那么您认为21世纪真的是中华文化的天下吗？中华文化能否引领世界文化的主流？

　　答：21世纪不会是中华文化的天下，文化只有多元才有乐趣。只有一种文化独霸天下，哪怕是我所喜欢的文化也是一种悲剧。这就像如果我心中的屈原和李白打倒了我心中的欧几里德和黑格尔，这难道是好事吗？去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上说，对于一种文化能不能独霸天下的问题最好的回答是：我们因差异而欣喜，如果没有差异，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太单调了。

　　余华是我的兄弟

　　问：您和余华老师是我最尊敬的两个作家，您和他熟识吗？

　　答：余华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近作《兄弟》出版以后有十几位读者居然告诉我“一个批判过你的人写了一本很好的小说”。我知道他们把余华和另一个也姓余的人搞岔了。为此，我要在这儿说明一下：余华从来没有批判过我，写《兄弟》的作者，是我的兄弟。

　　文人的文化人格

　　问：在这里有3个问题请教您：第一，您认为从古至今，到底有多少文人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表现在哪里？第二，您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吗？第三，造成文人独立文化人格的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第一，中国文人中，有独立文化人格的人历来不多。我在《山居笔记》中曾经详细论述，文化人格的充分独立表现在魏晋名士的身上，但这已经成了遥远的绝响。1300年的科举制度有很多正面价值，而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对中国文人文化人格的大规模颠覆。现代以来兵荒马乱，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连年不断，文化人格很难长久独立，当然也有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他的片断性的光亮，实在是难能可贵。

　　至于我本人确实在追求着独立的文化人格，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和本人主观条件的种种缺陷，追求得非常艰难。但是，我近十年来深深地感觉到，有一些对我的批判正是针对我试图建立的独立的文化人格而来的。因此，我以这些批判作为我已经逐步建立文化人格的标志。我这儿能说的一句话是，文化人建立独立人格的起点是要彻底地去除各种诱惑，特别是名利上的。

　　只从文化逻辑上来思考问题，遇到艰难也保持自己的立场，不为他人的喊叫所左右，这是建立文化人格的第一个台阶。

　　文化和文明带来尊严

　　问：你曾和白先勇先生一起提过中华文化会在2020年左右复兴，请问复兴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判断文化的复兴？你认为我们呼喊文化回归的意义是什么？

　　答：白先勇先生提出中华文化应该在2020年复兴，愿望大于判断。他觉得在中国经济如此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文化还不复兴就会失去平衡。一个失去平衡的经济发展是令人担忧的。

　　我赞成他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到今天还在呼吁中华文化的复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然层面，比如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到中国投资，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由经济带动的自然层面。即使我们的文化人不努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会随着经济越来越扩大。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我们还要进行另一个更高层面的努力，那就是人为的层面，也就是精神层面。经济能带来富裕却不能带来全部尊严。一个人种的全部尊严必然由文化和文明带来，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距离还比较遥远。比如在几次世博会上，我们的中国馆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化图像和其他国家的馆进行近距离的对比，在对比中表现出我们的特殊强度。这证明多少年来我们中国文化闹来闹去连一个基本的图像系统也提炼不出来，更不要说躲在图像系统背后的精神系统了。

　　大师离去的正面价值

　　问：启功先生仙逝，巴金先生长眠。近年来，张岱年、费孝通等大师相继离我们而去，我们逐渐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里。我想问余老师：大师们纷纷离去，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如何才能挺直？民族的文化人格如何才能得到保全、继承和发扬？没有大师的民族如何能完成精神意义上的复兴？

　　答：大师的逐一离去，让我们感到文化上的一种沧桑感慨，却也同时感觉到下一代的文化责任。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每代都会遇到，很多新一代文化传承者往往就是在老一代的追悼会上感觉到自己肩上重量的。我想，大师离去的正面价值就在这里。他们安详地把担子交付给一些有感悟的年轻人身上了。

　　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衰弱，我觉得你可能用的是过去的坐标。在一个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这种衰弱未必是坏事。它构成了一种对全新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期待，也构成了对于创造者的鼓励。我在《文化苦旅》中曾经用“特殊的情感”歌颂过废墟文化，认为所有的废墟都是对新的创新的指令。所以我们在面对废墟的时候不要过于伤感。

　　陈逸飞让美更加纯粹

　　问：艾未未曾评说陈逸飞的后期作品远离现实，失去了艺术本来应有的批判力和反思性。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陈逸飞先生确实是我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感到沉重，因为像这样的艺术家是不多的。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话，好多评论家往往用一个套子来套丰富多彩的艺术现象和人格结构，这就具有了排斥性。艺术的批判精神当然是可贵的，但是批判的方式却完全可以不一样。

　　我曾经说过像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种江南女子那种东方美色，对于像经历过陈逸飞先生这样的时代的人来说却可以看到一种间接的批判性。你们想否定这块被烧焦了的土地所曾经有过的美丽吗？他把这种美丽用最宁静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对他刚刚经历过的那种血火烟尘的否定。这是一种间接的批判，同时他在美的问题上也否定了一种过于历史化、过于社会化的倾向。他让美走向更加的纯粹。所以他画中的那些女子不具有历史定位的准确可能性，让她成为一种半抽象、半形式的存在，这也具有一定的反拨意义。

　　如果以文学方面的例子来比喻的话，我们可能有鲁迅这样的呐喊者，也可以有沈从文这样的风土文化的沉醉者。我们不能因为有过鲁迅就批判沈从文脱离时代、放弃批判、放弃文学的主要职能，这是一种明显的片面。我看了多年，我们的批判总是从一个自己立足的小框框来要求立足于别的地方的其他人来进行的，这种批判本身就违反了文化多元和生态多元原则，恰恰是中国人最值得批判和反思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 陈 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