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安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在银行的存折只剩下43美元，又赶上小儿子出生。走投无路的李安将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投给了台湾优良剧本甄选组，希望能碰碰运气……

　　从金球奖到奥斯卡，如今的李安无疑是辉煌的。但他的辉煌绝非一蹴而就，从初次走进课堂学习电影到第一部影片获得成功，李安用了近20年。这20年他从未放弃过自己，凭着执着和不懈，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1954年10月23日出生于屏东潮州，父亲给他起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他的父亲去台湾的时候几乎是死里逃生，所乘坐的轮船为“永安号”。书香门第的李家家教极为严格，甚至在逢年过节时还行跪拜礼。中国式的父亲形象在李安的生活和电影中一直是鲜明而富有张力的，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深的渊源。

　　10岁之前李安在花莲念了两所小学，接受的是美式开放教育，来到台南，又念了两所小学，面对此间日式填鸭教育，加上语言习惯不同（国语—台语），他头一次体验到“文化冲击”。而至今，李安大概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不同文化的冲击、调适和拉扯。这些也成为他电影中一个永恒的背景。

　　李安从小就喜欢电影，“打从娘胎起，母亲便怀着我，一边啃甘蔗，一边看电影”。但父亲对儿子的希望是考上大学，成为诗礼传家的楷模。可是两度联考落榜（第二次数学甚至交了白卷），让父亲对李安的人生前景非常忧虑。对父亲来说，儿子加入演艺界简直是“大逆不道”。少年的李安性格温和，不爱说话，但怀着电影梦的他最终违背了父愿，考进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从那时起，李安便认定电影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冒险。

　　艺专的日子轻松而快乐。李安经常在台北汉口街的台映试片室去看当时风行的欧洲艺术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泉》、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安东尼奥尼的《欲海含羞花》都让李安震撼不已。在学校，李安还施展了他演艺方面的才华，甚至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演员奖。可是父亲对他的前途依然担忧，直到让他保证毕业后出国深造，才同意他继续留在艺专。二年级的时候，父亲送给李安一台8毫米摄影机，这也是父亲一生送给他的惟一一份和电影有关的礼物。他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正是这部短片帮助他申请进入了纽约大学（NYU）电影系。

　　在这部改编自余光中短篇小说《焚鹤人》的默片里，李安表达了艺术家面临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的挫折与挣扎，这似乎也预示了他后来对电影梦的执着和坚持。

　　悲喜纽约

　　然而，父子的冲突并没有结束。1978年，李安做了一个让父亲十分愤怒的决定：报考了美国的戏剧电影学校。这让父亲很无奈，因为这并不违反当初让他出国深造的“命令”，只是，他不能接受儿子竟然想去从事没多大出息的娱乐业。他为此耿耿于怀了很久。后来他所取得的电影成就，在李安看来，并没有多大程度地给父亲带来观念上的改变。

　　李安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戏剧和电影，并陆续拍摄了《追打》、《我爱中国菜》等多部16毫米短片。然而就是这个给大导演斯派克·李打工的儿子，却被父亲认为是有损颜面，李安成为家庭话题的禁忌。虽远在海外以为很自由，但亲情的纽带并未稍有松懈，“随时随地又把你给抓了回来”。李安就这样逃避并抗拒着。

　　在伊大第一年，李安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文化冲击，这跟他所接触的西方戏剧经典中太多的性话题有关。根据自己的长期浸淫和观察，他得出结论：性是西方戏剧的一个重要渊源。“人类受到撒旦（蛇）的引诱，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意识到耻辱，有了性、怀孕，所有的痛苦与生命的延续由此开始。西方的挣扎即是人类摆荡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拉锯。”（李安语）由此，李安体认到，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而是相反的东西。

　　1980年，李安拿到了戏剧学学士后，就转读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最后，经过一阵抗衡，父亲同意了他去念电影，并且帮助他解决了一部分学费和拍片经费。凭借先前的短片成绩，李安顺利进入纽大。纽大曾经培养出奥利弗·斯通、马丁·斯科西斯、斯派克·李、科恩兄弟等著名电影大师，形成了美国电影史上声名遐迩的“纽约学派”。对李安来说，进入这所大学，无异于进入了一座辉煌的电影殿堂。由于性格和语言、文化的因素，李安是一个很不会社交的人，但只要跟电影有关，他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课堂辩论、片场实践，让求知若渴的李安兴奋而快乐，以至于每当假期来临，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二年级时，李安拍摄的《阴凉湖畔》获纽约大学奖学金，并于第二年参加了台湾独立制片电影竞赛，获得金穗奖最佳短故事片奖。

　　转眼3年过去了。李安拿出了毕业作品《分界线》，叙述的是分别居住在纽约运河街南北的不同种族的普通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件事情引起两个族裔在纽约四处流窜。

　　1985年2月，李安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运往港口的前一晚，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当晚，美国3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公司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李安签约，劝他留在美国发展。

　　但没想到，这一留就是6年的无所事事和孤寂难耐。

　　6年煎熬

　　李安留在了美国，试图开拓自己的电影事业，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想在美国电影界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

　　1986年1月，李安的妻子林惠嘉毕业后找到一份药物研究员的工作，从伊利诺搬来纽约郊区和李安同住。同一年，李安拿着与别人合写的一个剧本《不是迷信》，开始跑影片公司。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盛赞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对剧本进行局部修改、等待、再修改、再等待……直到最终毫无结果。就这样，一个计划失败了，另一个计划又开始启动，再次重复同样的程序和结果。

　　直到1990年暑假，李安彻底绝望了。剧本全部胎死腹中，生计也成问题。这期间，他也曾想过回台湾发展，此时的台湾，正是一个新旧电影交替的时代，中影公司正要力推新人。但是，接触了几次之后，被告知：没希望！

　　此时李安已过而立之年。是继续寻找机会？还是承认失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人过了30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份稳定恒久的事业养家糊口了，可是，李安却成为家庭的累赘，一家人只靠林惠嘉微薄的薪金度日。

　　1990年，李安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在银行的存折只剩下43美元，又赶上小儿子出生。走投无路的李安将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投给了台湾优良剧本甄选组，希望能碰碰运气。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搏。结果，他的两个剧本双双获奖，得到了40多万元的奖金。

　　6年的煎熬，李安终成正果。他的剧本得到了“中影”公司制片部经理徐立功的赏识，最终决定投资1350万台币去拍摄。徐立功是公认的台湾电影界的超级“伯乐”和“推手”。

　　1991年4月10日，《推手》由台湾“中影”公司投资、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了。这是李安的第一部长片。

　　这部通俗、温暖的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获得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并最终摘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评审团特别奖3项大奖，在票房上也创造了奇迹，台北的观众排着长队来观看此片，而“推手”一词，从此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流行话语，到现在台湾还用“推手”作为“推动”、“促成”之意。

　　所有人都称赞这个突然杀出的青年导演，而李安此时已经37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