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志馀》里有个关于人文教育的笑话，说的是私塾里有位老师，教学生读《论语》里的“郁郁乎文哉”时，竟念成了“都都平丈我”。直到某日一位饱学的“宿儒”途经此地，被学生们口中的“都都平丈我”弄得莫名其妙，才将此句更正过来，没想到孩子们却因此一哄而散。有人作了更有趣的打油诗，说：“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我觉得，这个笑话里有三个角色：混饭吃、误学生的“赤脚”老师，对错误习以为常而害怕真话的小听众，没什么错误却不懂教人的饱学之士。我觉得，这个笑话嘲笑的老师不学无术，是一个表面问题，解决起来很容易，只要把这种人赶走就行。但是这个笑话说的其他问题，解决起来很有难度；特别是所谓宿儒有能力说听者值得听、而且愿意听的话吗？听者有兴趣听宿儒的话吗？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这类不懂说话的“宿儒”和不习惯听真话的听者有所改变呢？

　　我觉得，人文大讲堂可能正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尝试，差不多是一个外松内紧的人文训练馆了。它对于公众而言，是一种反思日常不假思索的生活，进而养成辨别力的机会和场所，避免受人愚弄。这个方式对学者本身也是一种新的训练。

　　至少，对于我这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而言，参与人文大讲堂，实际上也意味着要接受很多转变。我一直认为，六十岁以前，学问应该努力讲求向上向前。所以，我注意的是对同行的著述，对同行讲专业语言，几乎从不写闲文、也不做讲座。去年接受演讲任务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要讲的东西，意思固然不能浅薄，但语言得流畅浅白，得用非专业语言表达专业研究所得。这种转换其实有很多困难。但是如果做好了，也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我觉得，为人文大讲堂转变语言、研究态度，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转变自己的公众观。一方面要相信相当一批非人文研究专业的听者，有社会生活经验、有人文学习和思考的需求，有能力增进人文教养。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一定程度影响听众，那么，理当更加智慧、更加道德地对待工作和他人。至少绝不讲不负责任、自己不清楚的东西，绝不愚弄听众。

　　民间期待：

　　在新一年的人文大讲堂中，提高它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包装，在集结成册时能经过演讲者的再次润色，减少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