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1年加入罗斯林研究所的。”坎贝尔说。当时，他看到《自然》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招聘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胚胎细胞的基因表达。坎贝尔拥有胚胎学的经验，学习过细胞分裂，熟悉分子生物学技术。那年5月6日，坎贝尔加入了著名的罗斯林研究所。

　　而关于“多利羊之父”的疑问，早在最初，就有了可以证明的细节。

　　威尔默特是负责招聘的。当时，他意识到，动物遗传工程的未来在于克隆。可他的工作偏重生理学方面，对遗传学研究不足，因此需要熟悉遗传学的专家加入他的团队。

　　“我刚到罗斯林的时候，克隆技术几乎没有进展。”坎贝尔告诉记者。在两个人的分工上，威尔默特是团队的负责人，而技术方面的探索，则完全落到了坎贝尔身上。

　　另一个证明，是罗斯林研究所保险箱内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发送者：基思·坎贝尔；时间：1995年3月16日；标题：休止期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

　　克隆羊的创意来自两个大胆的猜想：通过细胞核移植获得有活力的胚胎；细胞的分化并非不可逆，在已分化的成体细胞中，基因组也可被重新编码。前一个猜想，威尔默特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第二个猜想是坎贝尔提出的。多利羊正是第二个猜想的实践者。坎贝尔发现，休止期是基因组重新编码的关键阶段。

　　绵羊容易患上产科症。母羊分娩的日子临近时，包括坎贝尔在内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威尔默特)轮流在羊圈外守夜，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一次。有一段时间，坎贝尔每星期有几个晚上在羊圈外守夜，然后次日清晨驱车25公里回家睡一两个小时。

　　研究的过程是快乐的，可是成功之后，不快就接踵而来。先是人们对克隆的伦理争议。有一次，坎贝尔在台上演讲，台下观众向他扔番茄。他只能用手抹了抹脸，继续报告。

　　更没想到的，是多利羊所引出的名利纷争。作为多利羊排名第二的“父亲”，坎贝尔很快便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