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符合整体战略思维
在“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之后,中央领导又提出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所长郭亚丁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党的整体教育理论逻辑和战略思维。
这些教育的着眼点各有侧重,“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教育活动对象是在党内:“三讲”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也就是领导层;“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主要针对全体党员;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则主要针对全社会的全体公民。
对于党风、政风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作用,郭亚丁认为,“党风——政风——民风——社会风气”也是一个链条,党风、政风是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有着根本性、决定性的影响。
物质利益是把“双刃剑”
从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已经走过了15年时间。
“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双重效应。”郭亚丁认为,在社会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强调以利益为驱动的大环境下,难免会出现一些负面效应。
“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靠利益和物质来维系,有的人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甚至为了极端的个人利益,不惜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究其原因,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法在短时间里得到满足,而且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这时人们道德评判的标准无法在瞬间做出及时调整,就很容易发生扭曲,出现畸形,甚至走向极端。
因此,在传统的价值坐标逐渐发生倾斜,原有的价值体系开始裂变的关键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精神也是综合国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它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一个全面、有序、协调的整体。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链条上的几个环节,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取向、荣辱观、价值观不正确,那接下来就很自然地会对社会不信任,甚至不满、失望、仇恨。最终会使整个链条受到损害。”郭亚丁说。
综合国力除了国家政治力、军事力、科技力等因素,还应该包括民族力之间的比拼。民族力通俗地讲就是民族精神,而社会价值观、社会风气是民族精神最基本的组成基因,也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是否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那很难让传统的民族精神得以健康、持续、协调地发展。
正确看待现在的社会风气
郭亚丁认为,现在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不是否定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只是对当前一些负面的现象做一些修正,让不良影响小一点、少一点。
郭亚丁特别指出,在历史上,特别是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社会风气非常好的时期。“可以说,当时我们在社会公德层面的许多地方,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等先进人物的社会风气蔚为壮观。近些年,我们还涌现出了‘98抗洪精神和抗‘非典’精神,所以不能全部否定现在的社会风气,而应该用客观、冷静、辨证的眼光正确地看待,并进行总结和提高。”
“荣辱观”有着稳定的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社会,有着不同的“荣辱观”,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郭亚丁认为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传统美德,也就是价值观就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谐相处,也就是‘八荣八耻’归纳的主要内容。”
当然,“荣辱观”又是一个时代的判断,就是说,这个标准会相应地有一些变化和发展,但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特定性。“譬如说,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对于按劳分配,就是一个发展了的正确的价值观。又譬如,深化改革,,对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必须树立相应的正确的价值观。”
共同营造良好的荣辱观
郭亚丁认为,“荣辱观”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荣辱观”的生成并不是单向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单方面要求社会公民怎样做,而必须建立相应完善的制度、健全的体制、优化的机制,来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对于这一点,郭亚丁认为,在推进和深化改革的时候,要注意现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承受能力,“要让劳动者共享改革的成果”,不要让部分社会公民感到失落。“如果你给广大社会公民建立了健全的社会和医疗保障,那至少在劳动观和就业观上不会发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