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符合整体战略思维

　　在“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之后，中央领导又提出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所长郭亚丁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党的整体教育理论逻辑和战略思维。

　　这些教育的着眼点各有侧重，“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教育活动对象是在党内：“三讲”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也就是领导层；“三个代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主要针对全体党员；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则主要针对全社会的全体公民。

　　对于党风、政风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作用，郭亚丁认为，“党风——政风——民风——社会风气”也是一个链条，党风、政风是影响社会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有着根本性、决定性的影响。

　　物质利益是把“双刃剑”

　　从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已经走过了15年时间。

　　“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双重效应。”郭亚丁认为，在社会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强调以利益为驱动的大环境下，难免会出现一些负面效应。

　　“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靠利益和物质来维系，有的人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甚至为了极端的个人利益，不惜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究其原因，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法在短时间里得到满足，而且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这时人们道德评判的标准无法在瞬间做出及时调整，就很容易发生扭曲，出现畸形，甚至走向极端。

　　因此，在传统的价值坐标逐渐发生倾斜，原有的价值体系开始裂变的关键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精神也是综合国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它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一个全面、有序、协调的整体。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链条上的几个环节，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取向、荣辱观、价值观不正确，那接下来就很自然地会对社会不信任，甚至不满、失望、仇恨。最终会使整个链条受到损害。”郭亚丁说。

　　综合国力除了国家政治力、军事力、科技力等因素，还应该包括民族力之间的比拼。民族力通俗地讲就是民族精神，而社会价值观、社会风气是民族精神最基本的组成基因，也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是否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那很难让传统的民族精神得以健康、持续、协调地发展。

　　正确看待现在的社会风气

　　郭亚丁认为，现在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不是否定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只是对当前一些负面的现象做一些修正，让不良影响小一点、少一点。

　　郭亚丁特别指出，在历史上，特别是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社会风气非常好的时期。“可以说，当时我们在社会公德层面的许多地方，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等先进人物的社会风气蔚为壮观。近些年，我们还涌现出了‘98抗洪精神和抗‘非典’精神，所以不能全部否定现在的社会风气，而应该用客观、冷静、辨证的眼光正确地看待，并进行总结和提高。”

　　“荣辱观”有着稳定的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社会，有着不同的“荣辱观”，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郭亚丁认为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传统美德，也就是价值观就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谐相处，也就是‘八荣八耻’归纳的主要内容。”

　　当然，“荣辱观”又是一个时代的判断，就是说，这个标准会相应地有一些变化和发展，但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特定性。“譬如说，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对于按劳分配，就是一个发展了的正确的价值观。又譬如，深化改革，，对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必须树立相应的正确的价值观。”

　　共同营造良好的荣辱观

　　郭亚丁认为，“荣辱观”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荣辱观”的生成并不是单向的，因此并不能完全单方面要求社会公民怎样做，而必须建立相应完善的制度、健全的体制、优化的机制，来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对于这一点，郭亚丁认为，在推进和深化改革的时候，要注意现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承受能力，“要让劳动者共享改革的成果”，不要让部分社会公民感到失落。“如果你给广大社会公民建立了健全的社会和医疗保障，那至少在劳动观和就业观上不会发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