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的评价，这些年又成为争论的热点，否定、批评的很多，肯定、赞扬的也很多。我看那些否定、批评的未必是鲁迅的缺点，而那些肯定、赞扬的也未必是鲁迅精神的所在。

　　鲁迅的精神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没有弄清楚。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诞辰125周年，我想谈谈我对鲁迅精神的理解。

　　岂能以长篇短篇论优劣

　　我们先来看看批评方比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一位是北京作家王朔，他讲鲁迅只有几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怎么能撑得住？

　　王朔自己写的长篇，我觉得有一定价值，他用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解构了过去的伪崇高。但我也觉得王朔对世界文学史不太了解。文学史上，有作家专门写诗、散文、短篇、戏剧，比如契可夫，这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鲁迅描写阿Q闹革命的那一段，“便是我也要投向革命了……赵家的东西要去抢一点来，……女人也是要的，不漂亮不要。”接着是阿Ｑ对他认识的女人一个个作了评价。我们看看是很好笑的，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问题。

　　中国的农民革命，远至陈胜吴广，近至李自成，为什么总是功败垂成，即使成功了，也只是封建皇朝的改朝换代而已，为什么？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农民意识。鲁迅说自己的《阿Q正传》看到的不止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的。我看何止20年后，《阿Q正传》1921年发表的，到现在85年了还很有意义。这一点看出，王朔所有的长篇都抵不上这一篇。鲁迅对中国问题看得很透。

　　我国每年出多少部长篇小说？以前我听说一年出版长篇300多部，我以前搞文学评论，每年基本上把全部小说看完，作出评价。现在一年能产生1000多部长篇小说，怎么能看得完？根本看不完，所以也不评了，听说现在的评论家可以不看作品写评论的。但这些长篇有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还不如一篇《阿Q正传》。

　　小说是否优秀不能以长短而论。

　　论骨气，胡适远不如鲁迅

　　还有一位是北京的李慎之先生，他提出鲁迅不如胡适，后来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李老先生写过很多好文章，但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问题。

　　一个是作品的深刻性。胡适的文章是开风气的，他写新诗，用白话文，在文学改良运动中功不可没。他写戏剧，介绍易卜生主义。他编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可惜他太忙，这些著作都只有上册没下册。他写的东西比较浅，后来很多人都超过了他。他的文学史和哲学史，后来没有多少人再拿来做参考。

　　鲁迅研究的面不如胡适宽，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到现在，对小说史领域，仍然是扛鼎之作，其论点、判断、体系，都被后来研究的人作为参考资料。从创作上看，现在谁还去读胡适当时的诗歌？但鲁迅的小说，现在也很难超过。可见胡适作品的深度不如鲁迅。

　　第二是作为文人、知识分子，胡适不如鲁迅有骨气。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他有自己的思想，但过于和官府靠近。1946年，胡适与蒋介石走得比较近，国民大会上，胡适有了重要位置，蒋甚至假惺惺提出让他做总统。而鲁迅却不同，表现最突出的，是鲁迅抗暴，敢于站出来与黑暗势力抗争，胡适也有抗争，但是很软弱。

　　我当然不是否定胡适，但他有弱点。鲁迅当然也有弱点。但在这两点上，胡适不如鲁迅，而知识分子这两条很重要。

　　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觉得鲁迅精神最主要的是，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这里，首先要理清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算是知识分子。其实不然。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无庸置疑，但有知识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精神，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群体。

　　我国古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一向是很强的。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表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要说到独立精神，就比较差了。他们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依附思想。这种依附性，也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那时的文化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应叫做士。

　　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缺乏后者的独立性，而被人所养。一提到士之被养，我们就会想到战国时期孟尝君、信陵君等豪门的“养士”之风。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士之被养，涵义要广泛得多。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所有的士，其实都是被庙堂所养。他们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着庙堂的利益旋转的。这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

　　但是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有了变化。科举已经停考，士人不能再通过这条路径攀向庙堂，而大学的相对独立和文化市场的发育，又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下，就产生了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种时代文化精神，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是鲁迅。他不但在五四时期反对传统思想时，表现出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且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许多新文化人士与权力者妥协，甚至支持权力者的时候，他仍旧坚决维护自由思想的原则与旧势力进行搏斗。最突出的表现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对于被压迫学生的支持，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对于枪杀学生的暴虐者的抗争，最后他自己也被迫走出北京。

　　有人认为，鲁迅长期在教育部当官，却又要反对这个政府机构行政长官的政令，这是非常矛盾的。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鲁迅在民国元年进入教育部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协助他实行新的教育主张，后来政府变动而他却一直留任，那是为了饭碗问题，——但在张勋复辟时期他曾辞职以示抗议；而作为一个教育部的官员，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于揭露教育当局以至政府执政者的反动嘴脸，坚决与之斗争，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的呈文上，提出的理由就是“又该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所以执政府马上照准。而鲁迅的答辩书中，也没有说他作为部员，在法律上是可以抗阻本部行政的。他之所以能够打赢官司，只是由于章士钊这位政法专家兼逻辑学家，竟疏忽了一项逻辑要素，在呈文中倒填了日子，所以为鲁迅所驳倒：“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抗暴思想一以贯之

　　鲁迅后期的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前期抗暴思想的延续。在广州，他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对于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疯狂屠杀；到上海后，又亲身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通缉。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抗。

　　1930年2月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时，中共中央想借助鲁迅的声望，希望他也能做该盟的发起人，就派与鲁迅接近的党员冯雪峰去联系，据雪峰回忆，尽管鲁迅认为这种组织一成立马上就会被解散，不能起什么实际作用，但他还是答应参加。他的名字原来排在下面的，到发表出来时，却升到第二名了（第一名是郁达夫），这当然很引起当局的注意，于是就有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之事。既然如此，他只有用硬功夫来对付。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决不会在压迫者面前屈服。

　　直到逝世前不久，国民党当局通过鲁迅一个旧日的学生与他联系，说是可以解除通缉令，但希望“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却被鲁迅所拒绝。他写信回复道：“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接着，在1930年3月，鲁迅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且也应邀成为它的发起人之一。他之所以参加这个组织，是出于爱护和培养青年之心。虽然他对左联某些领导人的做派有自己的看法，但当这个组织受到压迫，它的成员被捕、被害时，他仍要站出来抗议、斗争。

　　当然，鲁迅后期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虽然鲁迅此时已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而阶级论必然要走向集团主义，但他仍时时保持自己的见解。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就反对“革命文学家”们的思想意识至上论，而同时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反对超越时代论和虚假的理想性，而坚持文艺的现实性。左联成立之后，他对那些如“飞行集会”等过激做法也很不满意，不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理会反“作品主义”的论调，而坚持用自己的笔参加战斗。所以，左联成立以后，鲁迅与某些领导人时常发生矛盾，也就并不奇怪了。

　　鲁迅本有两次访问苏联的机会，一次是在1932年，高尔基邀请他去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鲁迅那时很向往苏联，本来准备要去的，但临时右脚神经痛，接着又因母病赴北平探亲，没有去成；第二次是在1935年，鲁迅却已不愿意去了。据知情人说，1935年冬，胡愈之正要从香港出发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又来电要家父设法转请鲁迅先生前往莫斯科治病，为此，家父又请愈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表示不愿意去，原因如他去苏联，他就不便于及时在国内发表文章，不能与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挥不了战斗作用。

　　鲁迅还说，在上海，国民党最多把我枪毙了，但他们不敢！如果到了莫斯科反而不见得好。愈之尊重鲁迅先生本人意见，只好单身又回到香港。

　　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

　　到了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提出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概念。1932年11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他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进入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用现代话讲起来，就是“在朝”的文学；山林文学则是“下野”的文学，“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什么是帮忙文学？就是帮主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至于帮闲文学，则是帮主人消闲的东西。

　　鲁迅对于当时文坛的剖析，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三十年代中期，有所谓“京海之争”，先是“京派”作家沈从文撰文奚落“海派”文人，接着，“海派”文人苏汶撰文还击，于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当时写了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京派”与“海派”》，却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种剖析，真是入木三分。

　　鲁迅的批判，特别是对于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批判，是为了中国文人能摆脱依附思想，走上一条思想独立的道路。这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

　　只可惜许多推崇鲁迅和非难鲁迅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

　　现在应该是正确解读鲁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