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下过乡的人，当时对农村的印象如何？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当时的印象是自然很美，生活很苦。这在我的作品里有记录。

　　

　　记：为什么现在又要下乡？是嫌城市生活聒噪？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看到您下乡后生活情景的报道，似乎状态非常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假如您没有现在的身份地位，但也有一定的工资，在农村也能过得这么好吗？

　　韩：一，下乡的原因有多种，比如想亲近自然，想了解底层，想恢复一些体力劳动，想避开城市里圈子化和模式化的生活，等等。二，乡下决非理想国，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会亚于城市，但两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形态和表现。只是说，朝农村吐唾沫通常是为了满足小市民的某种虚荣，我不想附和这种潮流。三，我并不是真正的农民，所以我从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可以代表农民的生活。

　　

　　记：现在有许多文化人去农村盖房子买房子，虽然人数尚未形成规模，您认为今后会是个生活的潮流吗？

　　韩：我以为不会成为潮流，也没有必要成为潮流。

　　

　　记：当地农民对您非常友好尊敬。对不起，假如有富人也因羡慕农村生活而去农村盖房子种地，但他们的生活肯定要高出当地农民一大截，他们能友好相处吗？比如这个富人还为当地做些好事？

　　韩：我不以为自己是富人，但富人肯定可以与穷人友好相处，只要这个富人不是一个小人。这在城市或乡村都一样，不是一个关于农村的特别问题。

　　

　　记：您在农村接待过亲朋好友吗？如果有，他们肯定羡慕你们老两口神仙似的生活，您的行动对他们有引导作用吗？特别是对年轻的人？

　　韩：接待过很多。他们并不是都羡慕我们在乡下的生活，恰恰相反，能够理解这种生活的都是少数。我也不赞成别人都过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有苛刻的条件，比如说要身体健康，没有太多生活拖累，有基本的温饱，有可以在乡村找到的工作乐趣等等。对年轻人，包括对农村年轻人，我一般都鼓励他们尽可能出去闯闯世界。

　　

　　记：您这几年来投在土地（农活）上的时间精力，与当地农民相比大致占到怎样的比例？您的耕种和养殖仅限于解决自己的吃菜和副食品，还是也种植其他农作物或经营其他副业？种植面积有多少？

　　韩：菜地一亩多，林地两亩左右。很少。蔬菜自给80%。与农民的比较结果，不好估算。但总的说来，他们以务农为主业，我的务农只是副业，不可同日而语。

　　

　　记：您如果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如作品版税、专业作家工资等），仅靠在当地的农耕产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

　　韩：不能。

　　

　　记：您是否有过投资农业——将某种种植或养殖作为经营项目的考虑（或是否已经这样做了）？如果是出于个人原因不作这种考虑，那么您是否认为城里人（指个人创业性质的）下乡投资农业是一个值得倡导和鼓励的思路？我所认识的浙江富阳一位朋友的儿子就在乡下承租土地，搞了个农场，虽属小打小闹，但目前看还比较成功。

　　韩：我的村里就有一个，是我中学不同班的校友，以前当过知青。他夫妻俩有不太高的退休金，在农村已经做了8年多，生产规模比一般农民都大。这里面有兴趣，也有经济的考虑。目前来说应该是小成功。

　　

　　记：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城市化，劳动力很大程度上被吸引到城里来了，这固然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力的出路问题，但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就您的观察，目前留在乡村的劳动力对“新农村”建设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或者说，外出务工是否也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新农村”建设思路的提出，是否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将回归乡土？

　　韩：城乡贫富差距太大，使农村精英流向城市，由此造成贫富差距更大，外出务工只获取工资，而且是低廉工资，没有参与城市的利润分配，是一种低收入，因此从长远看，不可能成为新农村的根本出路。市场与资本主导的总体体制不改变，这种局面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转移支付，只是一种第二次分配的弥补，好的情况下可以缓解矛盾。欧美也是靠政府的强力干预来缓解矛盾，比如用大量的农业补贴。

　　

　　记：您在当地乡（镇）、村挂职吗？您参与当地村民的事务吗？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农民有事情是否也会来找你商量？

　　韩：没有兼职，但有限参与当地事务。我的方针是做“加法”，不做“减法”，即只做建设性的事情。可以坦诚提出正面意见，但不介入过于具体和敏感的矛盾。农民有很多事来找我。我尽可能建设性参与，比如帮他们找点项目资金，介绍打工，推荐上学，联系医生等等。对很熟的人，话可以说得更加直爽。这种分寸需要因事而异和因人而异。

　　

　　记：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作家、学者一直比较关注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这与中国文人的耕读传统有关，但恐怕也有一种面对现实的“问题意识”。您上次解释自己下乡的原因，提到“想了解底层”的心愿，这主要是文学创作上的考虑，还是有别的想法——譬如参与农村建设等等？

　　韩：两方面都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大要务。我从来不喜欢做所谓单纯的文人。口舌之文，不如心身之文。

　　

　　记：从以往的情形看，中外作家、学者的乡村生活有种种“模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从事“新村运动”实验那些人是一种情形，像解放后写《创业史》的柳青在长安县农村蹲点又是另一种，梭罗在瓦尔登湖似有体验个体生存能力的考虑，而海明威蛰居古巴瞭望农场则让人觉得有些遁世的意味。您自己的情形可以归于哪一种？或者是跟他们都不相干的另一路？

　　韩：农村的自然与社会都是我感兴趣的。接近的方式既有观察，也有参与，所以不是太入世，也不是太遁世。

　　

　　记：能够透露一下您现在正在写作的作品吗？是否与“三农”有关？

　　韩：一本《山居心情》将要出版，与乡下生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