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求中东和平而努力

　　佩雷斯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86年。那一年4月，我出使叙利亚。6月22日，我与摩洛哥驻叙利亚大使等几位新大使向阿萨德总统递交国书。一个月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问摩洛哥。摩洛哥国王哈桑因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继埃及总统萨达特之后，第二位公开接待以色列总理访问的领导人，叙利亚政府为表示抗议，一怒之下，要求摩洛哥政府召回其驻叙利亚大使。我在感慨摩洛哥大使“时运不济”的同时，更敬佩哈桑和佩雷斯谋求中东和平的努力。

　　此后，随着我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对佩雷斯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5年12月，佩雷斯同拉宾、阿拉法特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讨论获奖人名单时，以色列方面还有过争论。拉宾作为总理和最高决策者，当然有资格获奖。但是，佩雷斯的支持者认为，同巴勒斯坦谈判都是佩雷斯主导和参与的，理应得奖。后来因为挪威外长去世，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便决定将这个名额给予以色列，因而解决了以色列方面的分歧。

　　国际影响大国内声望低

　　佩雷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却超过在国内的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很多，与美国、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联系频繁。然而以色列国内很多人对他并不十分看好。纵观其政治生涯，除了经常卷入国内、党内的政治斗争漩涡外，为官、为人并无重大的可挑剔之处，没有财、色之类的丑闻。他的声望没有拉宾、沙龙那样高，主要原因恐怕是鸽派形象过于鲜明，难以被多数民众认同。

　　以色列人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安全意识特别强，总希望领导人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环境。佩雷斯一直是文官，没有军旅经历，没有参与和指挥过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特别在1967年和1973年两次重大战争中，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远远比不上拉宾、沙龙那样的“战争英雄”。不仅如此，1981年利库德集团领袖贝京因决定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成功而扭转颓势，赢得大选，佩雷斯却反对这次行动。所以，佩雷斯的态度常常不适应国内的政治气候，不能适应多数民众的心理。我接触过的不少人认为，他的主张过于理想化，脱离国内和地区的政治现实。

　　致力于发展与中国关系

　　中国和以色列尽管在1950年就相互承认，但在40年时间内未能建交。佩雷斯曾多次说过，他的政治导师本·古里安曾给他写信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未来的希望，要关注中国。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逐步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开始同以色列进行民间交往。1985年佩雷斯任总理期间，内阁专门开会研究同中国发展关系问题，指定不管部长魏兹曼负责处理同中国有关的事务。

　　1992年中以建交以后，佩雷斯曾先后以外长和地区合作部长等身份多次访华。作为外长访华时，他向中国倡议并签订了设立科技合作基金的协议。作为地区合作部长访华时，他也向中方提过加强经济合作的一些建议。

　　2003年9月21日，以色列政府举办庆祝佩雷斯80寿辰的盛大活动。我有幸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应邀出席。

　　我在单独拜会佩雷斯时，受国务委员唐家璇的委托，将一尊精美的陶瓷老寿星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他也十分感谢中国政府派代表专程来出席庆典，表示将把这件礼物放在办公室的最显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