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师范毕业，不满18岁的我分配到淳安一所山里学校任教。这里交通不便，一天通往镇上只有两班船；而且因为电力匮乏，一天只在晚上供电8小时；再加上学生的调皮捣蛋，常常是躲起来哭鼻子，再红着眼睛去上课。当时交给我的是一个一、三年级复式班，一天的课程全都是一个老师包的，所以白天就过得非常充实。傍晚时，在第二天的课备完之后，坐在宿舍窗前看着重重山峦下的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总是会想象山外面的世界自己的未来。有时会有学生来恳求缓交几天学费的；有时是家长送来一篮子菜或者果子表示对孩子调皮的歉意的；或是同事来串门聊及山村琐事的。大多数时候则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写点每日札记。然后就胆怯地投稿，生怕稿件石沉大海带来的打击，就预先在信封里夹了张邮票。

　　没想到《钱江晚报》的编辑给我回信了，说我的关于山里学校的故事底子不错，鼓励我多写写。

　　1996年11月3日，我的文章《乡村教育》竟然发表了！第一次发现原来可以把身边的生活写入文章！生活是多么美好呀！再次提起笔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即使后来工作上的不如意，初恋的受挫，母亲的离逝也没有把我击倒。我想，在文学上的一路行走，首先得归功于《钱江晚报》对一个素昧平生者的宽厚仁慈！

　　如今在省城上班，每想起山里学校困窘的快乐时光，就不能不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