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凭借《断臂山》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被誉为“华语电影”或“华人电影”的传奇。但是，把它称作“华语电影”显然不妥，这部电影使用英语对白，最多也只是“华语字幕电影”。

　　“华文”（文化）的内涵要以非“华文”（文字）的方式才能获得其他文化的认同，这是当下许多文化人的核心焦虑。有不少学者以“东方主义”来解读这种现象，认为这是故意使用东方元素迎合西方口味。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东方主义”在中国的滥觞又何尝不是“东方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与其用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解读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还不如把他们的奥斯卡情结以及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视为“应试文化”的一种变形。

　　电影界的奥斯卡和文学界的诺贝尔一样，被很多中国文化界人士视为一种绝对标准。从原始意义来看，文化奖项主要是一种仪式，通过对既有文化成果的象征性奖励，来建立一套具有荣誉感的激励机制。它所提供的是一种附加价值，并不能改变奖励对象的实质性内容。一部电影或小说不会因为它是否获得奥斯卡和诺贝尔而变得更好，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但是当文化奖项被视为应试文化的一部分，它就从仪式变成了终极目的。是否获奖就像是否通过考试一样，直接决定着文化产品的价值。

　　从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奖项的颁发是在文化产品生产之后，似乎不会改变生产流程。但是在应试文化里，文化从业人员在创作之前就会对奖项有所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进行度身定作。文化生产变成加工订货模式，可是由于文化奖项不可能像工厂一样制定出一套明细标准，使得文化从业人员为了获奖产生“押题心理”。

　　不少学者对张艺谋表示诧异，一个拍出《红高粱》的导演居然可以拍出《英雄》；同样，一个拍出《霸王别姬》的导演拍出《无极》，也让人们对陈凯歌困惑重重。事实上，这既不能解释为人格分裂，也不能解释为水平发挥不够稳定。如果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也将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一时刻选择这个东方元素，在另一个时刻又选择那个东方元素。同一位导演的两部电影之所以产生这种“断裂“，与他们面对各种电影奖项一脉相承的应试文化有关。他们在不同时代押下不同的题目，并且据此制作了电影，可是每次总是面临“押题失败”的结局，以至于下次不得不押上另外一道题目。

　　“押题心理”把文化奖项变成“文化考试”，这是一种因果倒置，也是仪式和内容的颠倒。在体育界的奥运会中，应试文化曾获得“胜利”。专门以奥运会为目的进行的各种体育训练，使得中国在金牌榜上名列前茅。但是，“金牌大国”和“体育小国”之间的反差，也使得人们对这种模式逐渐有所怀疑。更何况，应试文化适用于身体规训，不等于它适用于电影、文学等精神领域。面对同一张试卷，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分别给出不同的回答，也获得不同的回报。在今天，不仅要反思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更应反思我们视而不见的各种应试文化。与其说李安的获奖是某种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明它宣告了应试文化的失败。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文化奖项，不再继续把它放大和扭曲成一种绝对标准和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