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刚刚离开的诺贝尔奖评委代表团，将萦绕几代中国人的心结“搅和”得更乱了。

　　诺奖评委在华期间，记者、学子问来问去，都是在“考问”评委：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哪个领域会开花结果？在软硬兼施的“诱供”中，招架不住的诺贝尔奖评委给了5到10年的“时间表”，甚至还“猜测中国人获奖的第一个领域应在医学和生理学科”，而清华大学“40年内就会有人获奖”。

　　然而，这些说法被宣传出去之后，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佛勒斯特姆教授惶惶然修正：“我的原话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说法。”

　　佛勒斯特姆教授说：“在中国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诺贝尔奖的话题。其实，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获奖，重要的是做有趣的科学研究。”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诺贝尔奖的本意、科学精神的本质。

　　科学是为了求真，只有在旺盛的好奇心和单纯的求知欲驱使下从事科学活动，才能自觉摒弃外在的干扰和杂念，最快地接近科学探索的目标。科学探索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动机。有了这份“简单”，无论世事如何瞬息万变，总有一些人会以单纯的科学为快乐；有了这份“简单”，任凭举世熙熙攘攘，诱惑纷纷扰扰，总有一些人能淡定卓然独处，于过程中体味求真的快乐。

　　但我们有多少人甘于这样简单的快乐？

　　看看我们的学界，从事科学的简单快乐，早已让位于复杂的欲望。学术的功利性太强，学术的诱惑太多。学者的内心失去了宁静，失去了科学最基本的追求。学术腐败不绝于耳，学术风气日益浮躁，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曝出过学术丑闻，以至于教育部要建学风建设委员会，以至于百名学者联名倡议抵制学术腐败。

　　如竺可桢所说：“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后，依然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求真，就如陈景润们的一身书呆子气和钱学森们不计得失的献身。

　　这样的学者，我们还有多少？

　　联想起不久前的“二杨之争”，忽而想到杨振宁所言“中国不需要诺贝尔奖，更需要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如果他指的是我们的土壤只能培养商业精神，无法孕育科学精神，倒真是切中时弊。

　　中国人离诺贝尔奖有多远？这个问题不要求教于尴尬的诺贝尔奖评委，恐怕还得我们自己来回答。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