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塞尼特的新著《新资本主义文化》一书，其中有一节是从新经济特征下看中产阶级的工作和生活。

　　作者指出，金融服务、传媒和高科技等全球性业务构成了“新经济”， 其从业人员在美国所占比例不到20%，在英国占就业人口比例不到15%，但在他们身上，现代资本主义集中了其能量并界定了其理想境界。

　　社会学家分析，新经济下，欧美中产阶层的现状非常无奈，其间蕴藏的职业道德危机也会影响新经济。

　　假如去年你没有得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很少有人会为你洒下一滴泪。但为你所在组织的中产阶级想想吧，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易受风险攻击，而得到奖赏的希望却很小。

　　职员财富15年不增长

　　在上一代人中，处于经济体中游的职员财富一直不见增长，而同时处于顶层的人在变得更加富有。工资增长停滞是主要原因，例如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尽管房产升值了，但这笔资产很难作为普通收入进行评估；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先进企业钟情年轻人

　　那些财富与“新经济”绑在一起的人们，工作的风险尤为明显。新经济重新制定了员工的时间经验。在更传统的企业，长期效力和积累起来的经验会得到奖赏，而新经济企业则不会。相反，最先进的企业需要能长时间工作的年轻雇员；“青春溢价”对肩负多重责任的年长雇员不利。职位被定义为生命周期很短的项目而不是永久的职能。

　　在传媒界，越来越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中层雇员如果能得到合同，也只能期盼6个月甚至3个月的合同。在整个“新经济”中，公司正在快速改变业务焦点和身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

　　变化不再是机遇

　　同时，在整个经济体中，由于社会福利保障网被撕裂，时间概念也被改变了。如今，不确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已成为中产阶级的问题。

　　空间风险又使时间风险雪上加霜。一代人以前，向低工资国家输出的劳务是日常体力劳动；今天，则可以向印度、巴西输出计算机编程和建筑工程，而且还有利可图。

　　若你在工作中只算尽职但算不上出类拔萃，若你有了孩子并要还住房贷款，若你担心年老后的艰难处境，那么不稳定就不等于机遇。

　　中层官僚被技术赶走

　　处于中层的雇员在这种窘迫的位置如何振作起来呢？为了获益，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创新或自身组织方式的创新改变自己，以便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针对这些市场的行动加剧了权力的集中。现代技术已帮助企业去除中层的官僚机构，因此缩短了指令链。

　　短期、精干的高技术企业成了企业界的性感符号。中层、中年稳定工人的吸引力减弱了。一个企业几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提升活力，包括用技术替代中层管理人员，把技术工作输出到低工资国家，或仅仅是推行一种工作理念，把所有员工都作为没有负担、动力十足的年轻人对待。

　　职业道德危机出现

　　与成年人相称的是，大腹便便的人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信奉新的工作理念：企业应该充满活力，结构应该精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收入的停滞不前是一种不公。如果公司不重视他们的奉献，那他们又为什么应该对公司忠心耿耿呢？

　　在英国，每天花在工作和上下班的时间正慢慢增至11个小时，为欧洲之冠。男女职员都担心无法养家。这种忧虑曾经困扰体力劳动者，现在则转移到了中产阶级身上。

　　处于中层的人，无论年老年轻，都希望认为，“技能”将以某种方式使自己能防范现代工作场所的风险。然而，年轻人知道，毕业生比工作岗位多得多。中年人知道，雇主们可能更喜欢在海外接受了培训的工人。

　　中产生活如何连贯？

　　挣扎的中产阶级已成为西方政府官员喜欢的一个主题。这种政治辞令似乎与现实遥不可及。这种辞令赞美熟练工人群体，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是在海外。

　　我认为，官员们没有把中层人士的职业道德危机纳入考虑，而这种职业道德能带来员工对机构的忠诚并使供养家庭变得可靠，它还需要用政治方案来确保中产阶级生活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以抵消新经济的影响。

　　贺志刚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