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凯歌与胡戈、白烨（陆天明）与韩寒，到朱伟跟陈丹青，21世纪零年代的文化冲突，正在变得日益频繁和激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冲突都受到一方“80后”身份的屏蔽。这个书商炒作的伪概念，竟然成为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

　　“80后”战胜对手的武器，无非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文化消费市场和大量粉丝的后盾；其二，对方的文学“炒作劣迹”，其三，犀利坚硬的秽语。鉴于篇幅的原因，我在本文中只能指涉第三者，因为它被严重关注，却又缺乏必要的阐释。

　　中国的流氓话语体系，是色语、酷语和秽语的三位一体。但迄今为止，我们对秽语的探讨，还只是一个粗陋的开端。但韩白事件是出色的研究范本，它验证了秽语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大意义。

　　秽语是所有脏词的总和。在话语暴力的等级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词能跟脏词媲美。鲁迅所指称的“国骂”（“他妈的”），早已更新换代，变得更加短促尖锐。在北京“工体”的比赛现场，数万人高喊“傻×”，已是惊天动地之举；而如今，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一起说“靠”和操“×”，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秽语并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诗人艾伦 ·金斯伯格就以一首《在美国》狠操了美国的屁股。这是西方前卫诗人的嚎叫，它以“跨掉的一代”名义，击碎了保守的中产阶级秩序。此后跟进的是黑人说唱（RAP），它把欧美文化拖入动荡不安的“发渴（FUCK）时代”。

　　秽语是草根方言，也是粗鄙美学，但它过去一直被组合在优雅的文体里，成为传统文学的细小点缀。博客时代的广场效应，一举修改了秽语的命运，令其散发出令人惊异的光辉。在大面积的秽语爆炸中，我们听见了话语泼皮们的豪迈笑声。

　　但是，文学以外的秽语，除了弑父和挑衅，还拥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功能：1、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2、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3、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线。4、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用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然而，并非所有的秽语都跟反叛相关。我曾在网上听过一名上海酒吧女歌手的冗长说唱，几乎每个句子都由脏词编织而成，这显然超出了女性的羞耻底线，但它却博得了“秽语消费者”的青睐。在狗尿都能被包装成香水的年代，秽语成为走俏的文化消费品是理所当然的。看不清这一点，就无法对韩白事件做出完整的判断。

　　韩白之争迅速扩大为一场风格粗鄙的战争，并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白烨的退场加强了这种印象，即秽语是战无不胜的，它是后集权时代的最高兵器。它所引发的秽语崇拜，势必与戏仿和反讽一道，演化为经久不息的文化浪潮。

　　尽管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仍然面临着三个无法超越的难题：第一，秽语运用的法学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文化争论中，秽语很容易对他人构成违法性伤害；第二，要是它被“无名氏”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第三，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文化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