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朋友，作家张廷竹说起各自的学习经历，他说他是“小学本科，中学空白，大学专科”——他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小学毕业就去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招工，入伍，直到80年代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军艺毕业是大专。我说惭愧，兄弟我文学成就差你一大截，学历却不输于你，我是“小学本科，初中本科，高中空白，大学本科”——我初中毕业后没能上高中，在家务农，直到调到省里一家刊物做了10多年编辑后，1989年才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南大作家班和军艺文学系都是两年，但我们是“相当于专科水平的插班生”，这样毕业后是“大学本科”。

　　同是“小学本科”，我的境况却不如张廷竹：他生于香港，杭州读小学；我却启蒙于故乡的村小。上世纪50年代的乡村小学，条件之差可想而知。教室是村里的碾房改建的，记忆里好像地上还有碾轨没填平的痕迹。但硬件简陋，“软件”却繁复得很，那就是复式班：一、三、五，二、四、六，各合成一个班。这种中国特色的乡村小学复式班，其教和学的形式，称得上是一项系统工程。若在美国，也许可以让教育研究专家做一篇博士论文。

　　未曾经历过这种复式班的人会问：这课怎么上？答：三个年级轮流着上。比如老师先布置一年级抄字，三年级做一篇作文，然后给五年级讲课。讲一会——通常是一堂课时的三分之一，再先后给一年级或三年级讲课。时间安排绝对公平。但说时容易，操作起来却很不简单。老师需要有相当的授课水平，更得有一定的组合能力，如同交响乐的指挥，洞察秋毫，统率驾驭多种声部和乐器。而学生的配合也非常重要，想想吧，不同年级的学生同坐一室，不同的感观，视觉、听觉、思维，如同一场繁复密集的多声部演出，各司其职，每人得不分心地学习——不，也可以说是在分心状态下能集中注意力。有时，也免不了“交叉感染”，如老师问三年级同学问题，该答的答不上，五年级同学却忍不住越庖代俎地脱口而出；给五年级讲课，一、三年级却听得发傻。终我六年的“小学本科”，都是这种复式班。习惯了，待到升入初中，单式班，开始反倒有点不适应。如同睡惯了多人一室的学生宿舍，独居一间反而失眠一样。以至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养成一个特殊的写作习惯：除了写小说，非得关门闭窗，不能有丝毫干扰外，一般的写作，我都眼看电脑屏幕，手按键盘，耳听音乐——此刻，写这篇文章时，我就一边听着《赶牲灵》呢。

　　说起当时那些教复式班的乡村教师，大都有三拳两腿，不但能从入学新生教到毕业，还不分文理，语数史地咸能执掌。我的启蒙老师叫姚行筠，教书认真，又写得一手好字。新生报到时，他逐个问：你爸吃什么饭？有答喝粥的，有答吃泡饭的。问到我，我说我爸和你一样，也吃教书饭。他摸着我的脑袋说：聪明！凹眼凸脑壳，会读书的。果不其然，虽然后来我学历坎坷，“会读书”，倒是真的。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种表扬，对我以后的“吃文学饭”有某种联系。但胡老师对我最直接的帮助，是在我小学毕业时。报考初中了，每人要填表，家庭啦，社会关系啦，都得写清楚。我大哥在澳门工作，我不知道他具体地址，也不懂这事的重要，只写“在澳门”三个字。这下不得了，一开始竟没被录取。这不难理解,“在澳门”，干什么？做特务吗？幸亏胡老师出面，特地赶去说明，并竭力争取，才让我考上了。要不然，我的学历就跟张廷竹一样，只有“小学本科”，整个中学都空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