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军和刘大雷虽说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却可以说是代表了民工中出现的两个倾向：一是由农民逐步地转变为合格的城市居民，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二是不能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变成流民甚至犯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当然，还有第三种发展倾向，那就是不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最后还是回到农村。

　　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每年有1%的农村人口城镇化，有1.2亿的农民脱离了农业到城镇打工，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化史和城市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绕过去的阶段。

　　当这些农民工来到都市以后，就大多数人来说，一是震惊于城乡之间收入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二是对自己能力和现状很不满意，因此普遍有着强烈的追赶意识和急躁心情。与此同时，就城市来说，不仅没有给这些农民工足够的关心和帮助，使其顺利度过对新工作和城市生活的适应期，甚至多多少少还存在不少各种各样的歧视。当这些大多数都还是青年、思想还不够成熟的农民工，由乡村来到城市、由亲情环绕来到一个陌生、甚至遭到歧视的环境，甚至生存都需要打拼时，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实际上是全体人民中生活和心理都最不稳定的社会阶层，是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庞大的农民工是我们城市不可缺少、也无法避免的群体，他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已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1.2亿农民工中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因为我们努力不够而走上刘大雷那样的犯罪道路，那就是120万人。试想城市居民即使收入增加，能够过好吗？

　　那么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首先，是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转业技能，如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现在已经开始做了）；对农民工在就业、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提供免费服务或财政补贴。第二，加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立法、执法和监察，特别是要帮助成立、引导和规范各种各样的帮助农民工的社团组织和非赢利机构，例如建立和健全各级工会组织的功能。第三是对居留了一定时间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补贴和短期失业救济金，使其在背井离乡后仍然能够感受到政府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其次，是配合当前的“八荣八耻”道德教育，逐步扭转城市居民歧视农民工的观念和行为。

　　总之，周大军和刘大雷现象说明，如果我们对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从大处说，是在降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减少这个过程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小处说，刘大雷这样的人少了，我们也更安全了，既减少了政府和居民的治安费用，也提高了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