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峥的眼泪：

　　妈妈，我要你天天在我身边

　　3月31日下午3点。离遂昌县王村口镇中心小学不远的解放桥头，已经等了10来辆半新不旧的摩托车。12岁的刘丽峥有些羡慕地看着她的同伴坐上摩托车扬尘而去：什么时候，爸爸来接我一次就好了。她的爸妈常年在外打工，已经两年没回家了，一边想着，刘丽峥加快了脚步。她的家在一个叫中村的小山村里，要翻过三四座山才到，因为不通车，20里的山路要走上两个多小时。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山坡上那片泥坯房终于隐约可见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爷爷，奶奶，我回来了。”远远地，看到两个老人并肩站在屋前向她招手，刘丽峥脸上的笑容顿时像山中到处盛开的梨花般漾开了，一路小跑了过去。“奶奶，你的腿怎么了？”一个星期没见，奶奶手里竟然拄着一根木棍，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不要紧，是前天我下楼时不小心一脚踏空，扭伤了脚踝。你姑姑已经带我到医院看过了。拎这么重的东西，一定累坏了吧？快给爷爷。”奶奶的眼神里满是爱怜。

　　“我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习惯了。”与对爷爷奶奶的亲热劲相比，说起爸爸妈妈，刘丽峥有些木然。也难怪，刘丽峥1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了，而她则被托付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班里48个同学，就有20来个像她一样的“留守孩子”。现在，爸爸妈妈还有9岁的妹妹刘丽阳都在宁波，“妹妹在那里读小学了，他们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去年过年都没回来。”说这话的时候，刘丽峥眼睛斜着别处，语气中有些隐隐的怨恨。

　　现在，她和父母惟一的联系就是每周通一个电话，简单问候几句。今天又是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的日子了，刘丽峥有点心不在焉，眼睛时不时地往桌子上的一只手机瞟两眼。这只手机是爸爸前年回家过年时带回来的，也是这个家中惟一能称得上“家电”的东西。“我们这里太高，装固定电话不方便，这个手机平时只接电话的。”爷爷说。 “爸爸妈妈不在家，想不想他们？”刘丽峥没有说话，长久的沉默之后，她突然哭了起来，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桌上，肩膀剧烈地抽动着。我们突然有些后悔问这个愚蠢的问题：这么大的孩子，在城里还是被大人捧在手里呵护的时候，而她，所有的委屈和思念只能化作这一串串的泪水……

　　“难为这孩子了。”看到刘丽峥掉眼泪，奶奶的眼圈也红了，“前年过年的时候她爸爸妈妈回来过一次。那个时候，从镇上到遂昌的车每天只有上午8点一班，错过了就没有车了。丽峥为了让他们在家里多呆一天，故意把家里的钟拧慢了，他们最后没赶上班车，又懊恼又伤心……”

　　下午快6点钟的时候，一阵悦耳的铃声响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刘丽峥很少讲话，只是“嗯、哦”地回应着，“我们都挺好的。”这是她讲得最长的一句话，她甚至连奶奶脚踝受伤的事情都没告诉妈妈。“他们知道了会担心的。”刘丽峥后来说。

　　接完电话后刘丽峥的情绪好了一些，主动讲起了去年暑假去宁波的事。“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和妹妹去了儿童乐园还有很多公园，临走时妈妈买了很多书、衣服和好吃的给我。”这一个月，是她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羡慕妹妹吗？将来爸爸妈妈会不会把你接出去到外面上学？”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刘丽峥说：“他们说过要带我到外面读初中，但是不知道读不读得起。再说，如果我也走了，爷爷奶奶怎么办？我宁可苦一点，也要爸爸妈妈天天在我身边。”说完泪水再次涌出她的眼眶。

　　爷爷的困惑：

　　山里为什么就留不住他们的心

　　“我们不要紧，只是苦了丽峥这孩子。儿子媳妇在外面其实也很辛苦，可这山里就是留不住他们。”一辈子没出过遂昌县城的爷爷实在有些想不通：外面就有那么好，把村里那些年轻人的魂一个个都勾走了呢？村里只有90来户人家，340多人，出去打工的就有百来号人，年轻力壮的都走了，留下的只有老的和小的。每次一个人孤伶伶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老人都会想起年轻时大伙一起出工、一起收工的情景，那时候，他一天可以赚10个工分，是家里的壮劳力呢。“那时多热闹啊。”老人的回忆里有种深深的眷恋。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祖祖辈辈都看作“命根子”的田地，突然变得轻贱了，种田只能保个口粮，田地里，年轻人的身影一天天稀少了，被抛荒的田地越来越多。已经快70岁的老人去年一个人勉强把家里的4亩多田都种上了，今年实在做不动了，只种了一亩多，剩下的就只好让它荒着了，村里像他这样的人家还有很多。种田赚不到钱，可农民不种田还能干些什么呢？像儿子这样的年轻人都走了，村子好像一下子没了脊梁骨，以后村子该怎么办呢？老人喃喃地说着，很茫然的样子。

　　其实在老人眼里，这几年的日子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早几年，村里的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是遂昌有名的贫困县，这两年，镇上鼓励大家种植高山无公害蔬菜，收入慢慢提高了，人均收入将近有3000元，去年种四季豆，村里最好的人家一年也收入了将近两万块钱。“如果在家里种四季豆也能赚到钱，不知他们愿不愿意回来？”老人的眼里满是期盼。

　　“我们这里交通不便，路修好了，可能他们就愿意回来了。”奶奶则把孩子们不愿回家归咎于村里的那条小路。听说今年要动工了，这让老人有些兴奋。修这样一条路要400多万，政府康庄工程拨款只有250万，去年，村里发动村民集资，每人出300元。短短几天，村民们很快都凑齐了钱：这个钱就是牙缝里挤也要挤出来的，路不通，村子就没盼头，更留不住人了。这一点，老人们心里最清楚。

　　妈妈的坚持：

　　我们不会再回去了

　　“我们家条件很差的。”被妈妈张月华称为家的，不是中村的那幢泥坯房，而是宁波北仑小港一间10多平方的简易平房。房间用布帘子一隔为二：外面是厨房兼吃饭间，里间搭积木似地紧挨着两张床，逼仄的空间就只够转个身的余地了，电视则干脆被逼到了半空中。“我们不会再回中村了。”抹着淡淡口红的张月华矜持地笑着说，语气坚定而不容置疑：“我们在这里习惯了。回去还能干什么呢？出来都已经10多年了，地里的活我们都不会干。”

　　张月华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丈夫踩三轮车，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有一千五六的收入，尽管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可是，在她眼里，这样的日子还是比在中村有盼头。私底下，张月华很羡慕弟弟一家：一直在北仑打工的弟弟前两年在当地买了套二手商品房，把一家三口的户口全部转过来了。“他们现在已经是宁波人了，以后小孩子读书不用交借读费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买得起。”张月华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兴奋的叹息。

　　对于那个从小被自己扔在中村的大女儿，张月华显得既无奈又愧疚。妈妈对不起你，你以后长大了也不用管我了——她甚至想让女儿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自己作为母亲的疏忽和不尽责。让她欣慰的是，女儿很懂事，“她说不怪我。她成绩很好，一直是班里前两名。我们实在不想荒废了她，可到这里读初中要很大一笔借读费，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

　　一边是日益萧条和破落的农村，一边是繁华喧腾的都市；一边是“没什么出路”的靠天吃饭，一边是看得见未来的城市打工生活。在巨大的反差和沉重的现实面前，张月华选择了逃离。尽管只能做个城市边缘人，尽管很多时候还只是这满眼繁华烟云的旁观者，但已经没有人可以停下他们到城里寻梦的脚步，即便是亲情，在这样的追寻面前也变得不堪一击。他们的背弃和挣脱，与其说是挡不住山外世界的诱惑，不如说是无奈的出走：无数个中村哺育了都市的繁华，而它们却因此变得干瘪破落，到头来连自己的孩子都避之不及。

　　留在中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乡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渐行渐远，曾经的家园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孤独地守望。像刘丽峥这样的留守儿童将来或许会结束孤独的留守生活，被父母接到城里去；老人们也会一辈子守在这片熟悉的土地，直至生命的终结。但是像中村这样山村的命运呢？它的未来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

　　在建设新农村的特殊语境下，我们与这个小村邂逅了。

　　这个只有90户人家的小山村，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壮劳力和大部分年轻妇女，远赴他乡寻找自己的主体价值。他们把孩子交给老人，如同把农村的未来托付给了农村的历史。缺乏“现在”造成的断层，使田野上的空巢了无生气。

　　这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无私地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廉价劳动力，而后又默默地吸纳着老弱病残的归来者。

　　我们曾把他们称作“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实质上他们是仅有的受过教育、身强力壮的农村精华。他们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

　　我们记录了一个名叫刘丽峥的少女一家三代的生活。采访在乡村留守者和城市寻梦者之间同时进行，他们的辛酸和内心世界使我们感慨不已，但是，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

　　我们企盼更多的都市人们关注我们文明的发源地——农村，而不再把它们看成城市的附属品和无偿的劳动力养成基地。

　　我们也看到了，建设新农村的巨大政策号召力感召着部分年轻人燃起了归乡的希望。温总理的一句“城市反哺农村”最终实现也许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