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昭是我的亲姑母。海宁人称姑母为“大大”，她在父辈中排行最小，我称她“九大”，她在写信给我时也这样署名，只是“大”字在旁边加了个“女”字。

　　陈学昭的童年是在家乡——海宁盐官镇陈家埭老宅度过的。在她笔下，常常回忆起童年时的生活和故乡的风貌，怀念长年卧病在床的慈母。她从15岁那年高小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到南通女师、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后来到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绍兴县立女师和北京适存中学、黎明中学教书。19岁那年元旦在上海《时报》发表《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开始，兼从事写作。后来又靠自己积累的稿费、版税和戈公振的资助，自费留学法国。

　　我第一次认识她已经是11岁，她从法国克莱蒙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成回国的时候，先前我年纪还小，只是从她寄给我祖母和父亲的信件和照片，以及留在家中的书籍，才知道有一个远在国外的姑母。抗战时，我父亲和叔父也知道她“在那边”。抗战胜利后，我从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里也证实了她在延安。直到海宁解放，她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才和我们联系上。解放初期，我在杭州学习和工作，有好几次见面。最初她在浙大负责党的工作兼授课，以后为写作下乡体验生活。在杭州期间，住在西湖新新饭店，我曾在休假天多次去看她，听她随意谈谈，也从旧书店里替她买过一些抗战前出版的她的著作。可惜好景不长，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和她先后受到冲击，离开工作岗位，一别2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继续通信往来，有了较多的联系。

　　在日常接触中，我亲身体会到，她是一个待人真诚热情、可亲可敬的长辈，生活上朴实无华，却又坚持原则，处处严以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把工作放到第一位。即使她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不幸和坎坷曲折——早年丧子，“反右”与“文革”的迫害……始终无怨无悔，坚定地走在革命的道路上。直到病危，念念不忘的还是她的工作计划，喃喃自语的忧急着：“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忘我拼搏的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最难得是在她晚年，带着满身数不清的病痛，还坚持写作：糖尿病、冠心病、胃下垂腰脊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右半身萎缩、左腿肌肉神经受伤、肩头多次脱臼、过敏性皮炎。有时睡眠也不好，还发低烧、发高烧、腹泻以及冬天的冻疮，夏天的全身不适，真是坐卧不安，举步维艰。有一次为了要拾起一张飘落在地上的稿纸，竟跌倒在房间里，长时间爬不起来。平时还有不绝的约稿和来信来访。这样一个老人，却以惊人的毅力，在12年间写下了12本文集。

　　姑母写过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书名，今天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名言。她永远鼓励着我们，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真诚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作者系陈学昭侄儿，地方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