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他在1956年所写的成名作《房间》就是一部关于“蛰居”的剧本。

　　剧本的主角萝丝是一位从不出门、蛰居在自己房间内的60多岁的老大妈。她对自己的房间很满意，没有人来烦她，房间很暖和，而外面冷得像“谋杀”。但是再封闭的地方也逃避不了外界的打扰，《房间》的末尾，盲黑人赖利闯进萝丝的房间，给她带来一条短讯：你的父亲要你回家。萝丝却说：“你打扰了我的夜晚。”最后，在萝丝的丈夫痛打赖利时，萝丝用手遮着眼睛说：“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剧本至此结束。

　　品特自己解释说：他将赖利看作一个拯救者，赖利试图将萝丝从“房间”的限制里解放出来，并请求萝丝返回她逃离的社会。但是最终他失败了，而萝丝眼睛看不见意味着蛰居最后的悲剧性结局。

　　在国外，“蛰居族”一般都是不愿意外出工作，为的就是逃避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彻底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交往。在他们看来，蛰居是令人向往的。在卢梭的《瓦尔登湖》里，我们见到了如此幸福而单纯的蛰居生活。但是在我们这里，“蛰居”却往往带着一些苦涩的味道，这些“蛰居族”并不是都市陶渊明，他们只是因为找不到融入社会的方式而暂时被“边缘化”的一群人。

　　和别人想逃离社会不同，他们是想走进去而不可得。对他们来说，更多的不是悠闲，而是压力形成的抑郁。有个蛰居族的哥哥很为难地对别人说，他们家的水费是别人家的10倍，因为他的蛰居弟弟，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擦洗浴室里的小小瓷砖。比较起来，蛰居族特别是蛰居青年的父母，也许是最痛苦的。

　　不少网友说蛰居者是寄生虫，经济学家说蛰居者不产生GDP，但蛰居并非不能产生价值。钱钟书在1944年开始写《围城》时正蛰居上海，“两年里忧世伤生”，却写出了《围城》和《谈艺录》，养活了后来的许多评论家。心理学家说，被迫的蛰居者极其容易患上抑郁症或是强迫症，所以转换心态是很必要的，不如把这种蛰居看成是积累充电的机会或者是调整状态的一段时间。

　　“蛰居族”的生活并不是像表面那样悠闲，无所不在的压力让蛰居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许，许多人现在的蛰居，只是为了将来再次振翅飞翔，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王可以说是蛰居族的经典榜样。但是如果“蛰居族”最后变成了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在家吃喝全靠父母的“啃老族”，那就真的不是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