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连兴 本报通讯员 汪永春

　　

　　说起城管执法人员上街执法，不少人对执法人员暂扣无证摊贩的物品，特别是失业人员摆的摊位物品，感到很不理解，使城管执法人员一度感到执法很难。

　　如何让街头随意摆摊的人既遵纪守法，又能有合法的“饭碗”？ 这个矛盾看似难以调和，但有心人依旧可以在合情与合法之间，寻找到那根细细的红线。

　　有这么一个执法队员，他既执法严格，又能让每一个执法对象心服口服。4年来，他组织办案近万件，无一差错。几乎成为城管如何正确行使执法职能的“活字典”。

　　他就是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杭州十佳城管执法队员”，钱江。

　　他乐意给“冤家”找工作

　　在杭州市下城区竹竿巷社区，因为周围有省妇保等大医院，流动的无证摊贩非常多，尤其在辖区省儿保医院门口，无证摊贩更是肆无忌惮。这无疑给城管执法增加了难度。不过，身为城管执法干部的钱江，没有避而远之。

　　“来来来！刚上市的鲜竹笋，便宜买了。”一次，钱江和同事小戴两人巡逻到小区时，远远就听见了一阵吆喝声。钱江和同事走近一看，果然，有人在路上当街叫卖。于是，他们当场做出了暂且扣押的处理。

　　“我一不偷，二不抢，你们凭什么扣押我的东西。”这下好了，这个李姓男子和身边的妻子拼命反抗，还把拳头砸向了正在暂扣路边货物的钱江。

　　无奈之下，钱江和同事只好拿电话报警。

　　按照有关法规，李某将被治安拘留。

　　“家里孩子正在上大学，夫妻两个均失业在家，为了生计，他们才在医院门口贩卖水果和笋干之类的东西。说实在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触犯了城市管理条理。”当时尽管钱江身上有伤，但他仍与被执法对象进行换位思考。

　　钱江虽然内心感到委屈，但他还是向派出所警察说情，希望派出所能对当事人“放一马”，从宽处理。

　　“我知道，这位李姓居民生活得不容易。处理好这件事后，我和竹竿巷社区进行了协调，好说歹说帮他安排了一个每月600多元的清洁工工作，并又到小区农贸市场联系摊位，让当事人花了1000多元钱进的竹笋卖掉。”

　　钱江说，第二天，他就把这个无证摆摊居民的工作落实了。

　　“通过这事又让我多交了个朋友。现在，我到竹竿巷社区办事，只要碰到这个人，我们都会互相递烟、寒暄，俨然像是自家兄弟。”如今说起这事，钱江感觉非常的欣慰。

　　“钉子户”反过来协助他执法

　　年逾40岁的市民吴军（化名）是个归正人员，因为情况特殊，监狱出来之后，四处找工作无果，就做起了沿街贩卖鲜花的“生意”。

　　“这个吴军每天在仙林桥下卖花，七八个装花的水桶，占据了仙林桥农贸市场外出的道路。”钱江说，接到群众举报后，他赶到了现场。

　　第一次，钱江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但并不奏效。相反，那个吴军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面孔。一个星期后，由钱江带队准备对吴军进行强制执法。

　　“这个点是‘拔除’了，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那天晚上，钱江一夜没有睡好，他觉得，维护城市的正常公共秩序，是他的工作，但如何执法也是他的工作，城市管理执法除了堵，疏导也是重要一环。

　　第二天，他来到仙林桥农贸市场，找到了市场管理者，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硬是在市场里，帮吴军申请到了一个免租金的摊位。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那次之后，每当我们到仙林桥那边执法，遇到‘不好对付’的非法小摊小贩，吴军都会主动上来帮忙，宣传有关法规。”钱江对这次执法非常感触。

　　“后门”？坚决不开

　　武林广场有块上百平方米的广告，主办方更换广告内容时，没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备案就擅自换上了。结果，被下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发现。

　　按有关规定，那家广告公司已触犯了相关法规，将被处罚，罚款金额在15000元以上。

　　之后的几天里，为这事说情的电话不时在钱江办公室响起。那家广告公司的副总还来到钱江办公室，趁他没注意，放下一个装有两只价值2000多元MP3的纸包。

　　“处罚并不是目的，为的是让他们能意识到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随心所欲。武林广场是杭州乃至浙江的门面，广告内容代表着城市的形象。再者，广告牌的安装与否、能否经得起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考验，都要一一检查。”

　　第二天，钱江顶着压力，主动找到那家广告公司负责人，退还礼品，并将有关户外广告设置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宣传。

　　广告公司听了钱江的耐心解释，第二天主动到城市执法局交纳了罚金。而钱江也帮这家广告公司在户外广告申请上进行了协调。1个星期后，一块崭新美观的户外广告，再次亮相武林广场。

　　有学者指出，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问题，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在于法律信仰问题，要建设与法治要求相匹配的人文基础，使法律真正成为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加强以政府公务员和普通老百姓为重点的法律信仰培育工作。

　　在钱江身上，我们看到了“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鲜活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