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输入地政府在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上，还有种种借口，其中突出的有三种：

　　其一，城市“免责”说。

　　这一看法在过去十分流行，现在仍大有市场。国务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输入地政府为主”的原则，但一些城市干部至今不愿接受。北京一个区的干部对记者说：“农民来京打工的目的是挣钱，子女教育就应放在老家！”

　　其二，民办学校“误人子弟说”。

　　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大多设施简陋，师资力量弱。一些管理者认为，农民工子女学校安全隐患多，教育质量差，误人子弟，应当取缔。他们指责自办学校越来越多，主要目的是赚钱，违背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要求。

　　其三，“进城失控说”。

　　一些输入地政府认为，如果城市解决好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会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的“进城潮”，出现失控的城市化局面。

　　对上述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认为，一些城市管理者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有意见、有担心，不难理解。这反映了城乡二元体制背后的深刻矛盾。但以统筹城乡社会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观来看，是非就分明了。

　　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在京务工的一位河南农民工说：“开始把孩子放在亲戚家，春节回家发现孩子眼神都呆了，原来孩子寄住别人家里饿了不敢要吃的，桌上有肉不敢夹，每顿饭拨一点菜就蹲一边去，很压抑。返城时，孩子哭着要和爸妈一起走，感觉太亏欠孩子感情了。来京后孩子一直失学，最近才进了民办的行知学校。”

　　针对一些城市管理者的担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绍清说，最近两年我们对６００多个农民工家庭的实证研究表明，所谓失控的“进城潮”不会出现。因为外出打工者多是低收入户。城市的生存和教育等社会成本是个无形的门槛，能够留下的农民工家庭只能是“有限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