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们全家被下放农村。从此，我便成了一个受人歧视的“右派儿子”，自信就是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

　　小学四年级，班里新来了个班主任，他叫张云洲，是个“非常厉害的老师”，班上几个上课捣乱、打架逃课的学生听了，不以为然。然而张老师的第一节课便将他们征服了。

　　上课铃响过，一个健壮敦实的青年走进教室，他四方脸，眉毛浓黑，目光威严。这节课是地理课，张老师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地球绕太阳一周是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但是，这个“太简单”的问题却把所有同学震住了。

　　张老师从第一排开始让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的不让坐，这叫“插蜡烛”。就这样，不多一会，我前面的“蜡烛”已插立成一片森林。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何答不出？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完全能回答的，但是，在新老师的威严前，他们失语了。

　　森林在蔓延，在向我逼近，我本来就在陌生人前犯怵，此时更感到自己的心越跳越快，内心在呼喊，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

　　然而，不可避免地，我站了起来，血，直往脑门上冲，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已失声，终未能将那个清晰的答案说出来。

　　张老师的第一节课给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个无所畏惧的“鼻涕英雄”都臣服了。

　　农村老师往往身兼数职，张老师除教我们地理，还教历史、语文。他第二次给我们上的是作文课。作文是我的拿手，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我决心挽回在张老师心中的印象，好好表现。

　　那篇作文我写得非常顺畅，一气呵成，整整写了4页。

　　按惯例，下节课是讲评。好不容易等到下节课，作文本在讲评前发了，没有我的。我心里更有底，那肯定是老师讲评时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于是我轻松地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

　　然而，张老师并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我开始慌了。既不讲评，又不发作文本，那是什么意思呢？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我无心听课，开始反思我的作文，于是许多不足之处便一个个显现出来，遭了，要挨批评了！张老师会怎样批评我呢？说我骄傲？说我作文写得不好？说我……我越想越怕。

　　就在此时，我发现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他冲我点点头，嘴角微微翘起，那分明是微笑：“唔，你好好看看！”

　　我急忙打开，又迫不及待合上——我看到，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大片。

　　不用说，那是对我的作文的批评！

　　此时，我蓦地发现——我自认——挂在张老师嘴角的笑中蕴涵着讥讽。我不禁悚然一抖。

　　这一节课，我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急切地打开了作文本。

　　苍劲有力的行书，字体圆润漂亮，读着张老师的批语，仿佛是一股暖流缓缓注入我的心田，这股暖流盘桓在我的心海，继而逆流而上，冲上了我的喉管，涌上鼻腔，我感到嗓子眼发热，鼻腔发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漫上眼眶。

　　张老师在批语中热情地赞扬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可能会更动人。”

　　我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右派儿子，而此时，我的老师竟然与我探讨文章写法，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

　　所有的害怕，担忧，此刻都变成了感激，由衷的感激。

　　张老师的出现使我在饱受欺凌和歧视中感到了一股人性的温情，他小心地呵护着我这颗备受蹂躏的心。逐渐地，我感到有了自信，开始能挺起胸膛面对同学了。

　　但好景不长，我才读了5年小学就被迫辍学。不久，张老师也离开了我的母校，至今音讯杳然。

　　■叶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