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乘出租车从巴黎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饶舌的司机。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晚上不能睡觉。这个毛病是战争时期开始的。他是个水手，因为轮船沉没，被迫游了三天三夜，最后被人救起。此后他几个月好像都是在生死之间徘徊。尽管最后恢复了健康，但是从此失去睡眠的能力。

　　“我比你多活了三分之一辈子。”他微笑着说。

　　“余下的三分之一你怎么办？”我问道。

　　“我写作。”他回答说。

　　我问他写些什么。

　　写的是他的生活故事，一个在海里游了3天的人的故事，他与死亡斗争，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但仍然有活下去的力量。

　　“是写给你的孩子们看吗？是不是一本家庭记事？”

　　“我的孩子才不屑一顾呢。”他苦笑着说，“不，我在写一本关于那一切的书。我相信这本书对很多人有很大的益处。”

　　和司机的谈话使我突然茅塞顿开，明白了作家写作的动因。我们写书的理由我们的孩子根本就不屑一顾。我们转向一个匿名的世界，是因为我们向自己妻子谈话的时候她们充耳不闻。

　　你也许会问那位出租司机是否仅仅是一个“著书癖”。我们先界定一下我们的术语。一个每天给情人写4封信的女人不是著书癖者，她只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而已。但我的一个朋友复印出自己一封又一封的情书准备以后出版——我这位朋友可以说是个著书癖。著书癖并不是指某种写信、日记或者家庭记事的欲望，而是指一种写书（拥有大量潜在读者）的欲望。在这一意义上，那个司机和歌德的激情是一致的。使歌德和司机区别开来的是他们激情的结果，而不是激情本身。

　　一旦社会发展了，具备了以下三个基本条件，著书癖（那种想著书立说的变态心理）就会泛滥成灾：

　　1.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人们能够把他们的能量耗费在无用的活动中。

　　2.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个人孤独感。

　　3.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根本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不过，结果和原因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普遍的孤独导致著书癖的产生，那么集体著书癖本身反过来又增强并恶化了普遍孤独感。在开始的时候，印刷术的发明的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但是在著书癖的时代，著书立说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作成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所有的声音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