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为自己的辩解中有一个说法甚为关键：我们刘镇这不仅仅是叙事时态的问题，而更是“叙述者”的问题。换言之，余华创造了一个“叙述者”,再经由这个“叙述者”讲说了关于“刘镇”和关于“兄弟”的故事。因此，语言的一切拙劣、低俗、模仿、啰嗦、煽情、粗鄙，都应视为余华进入那个“叙述者”视野与趣味的一种非凡能力，人们所推崇的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它们的语言“高于”余华，而《兄弟》的语言明显“低于”余华。

　　写作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这点人们都看到了，但写作又是一件神秘的事，这点人们仿佛都忽略了。忽略的部分原因是:《兄弟》的故事太现实太通俗，人们觉得对它发表批评很容易，吊诡的是，连余华本人也被卷入到故事的表面去为自己辩护。 我本人在初读《兄弟》时极为惊讶——为叙述语言的拙劣。我没有发表评论的原因是: 我没有勇气读完它，后来我开始拉开距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同样有点神秘。

　　四月底的一个下午，在季风书店我拿起书架上的《兄弟》(下)。我站在嘈杂的人声中翻阅它，突然一个念头涌现了：“这是一本由一个群体共同讲述的小说”，它的主题是“荒诞”。一本写得如此“低俗”的小说居然如此受到追捧，表明了什么？小说的主题，即那个“荒诞”，还继续在小说之外“延伸”。

　　故事好不好我不知道，也许同样拙劣。但作为“小说”好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你不能说《尤利西斯》、《城堡》、《喧哗与骚动》是好故事。

　　《兄弟》是个小文本, 它后面有个“大文本”。我目前做的事情之一, 是尝试为“大文本”定义这件事情。如果“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暂不论这是面魔镜、哈哈镜还是变形镜)还仍然有效，我将证明《兄弟》作为时代经典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