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大可 柏建斌

　　

　　这是一次让我揪心的采访。昨天下午，“5·4”凶杀案被害者的丈夫小佘走进了编辑部。5月4日凌晨3时许，杭州汽车东站华辰大酒店旁某旅馆依然亮着灯。一名男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在一楼小厅绕了一圈后，他用尖刀向睡在总台后的女服务员连刺3刀！女服务员因此殒命。（本报曾连续报道）

　　女服务员姓傅，1999年和安徽同乡小佘结婚后，两人靠打工所得，撑起整个不富裕的家族。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正月，她对我说小孩快念书了，今年7月就一心回家照顾孩子，可……”33岁的小佘眼睛红红的，他手里是一本红色的结婚证。

　　1999年两人结婚，第二年小傅就怀孕了，可惜，这个孩子夭折了。2001年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可孩子多病，最多一次医药费就花了4000多元。

　　“除了孩子，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轻声问。“还有我父母和奶奶。”小佘的父亲眼睛有病，而母亲右手有残疾，在小佘外出打工以前，全家的收入只来自5亩稻田。小傅的父亲多年就去世了，现在家里只有哭红了眼的母亲。“我现在江苏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三五百元，她（指死者）也能寄一点，可现在还能指望什么？”

　　夫妇俩是要强的，到去年靠打工还清了因结婚和给孩子治病所欠下的外债。一切都好似雨后阳光。可刚出现的阳光又黯淡了。

　　“5月4日听说老婆出了事，我们5月5日来杭州，已经花了4000元了，我还向同事借了3000元。”

　　“孩子要上学了，我不敢算这笔账。”小佘看着结婚证，呆呆地出神。

　　老家给小佘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没收他钱。“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帮他。”律师也是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