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清

　　

　　5月12日，《纽约时报》科学与健康新闻的编辑在报纸上开辟读者问答专栏，对该报读者关于科学新闻的问题一一解答。主持这一期科学新闻编读问答的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 Laura Chang。 以下是部分问答。

　　

　　问：我注意到你们最近报道发现了一鱼类化石，它填补了生物从海洋到陆地进化中原来没有确认的重要一环。可你们居然去采访了“智能设计论”的支持者，这使我很不安。我尊重报道要给读者不同观点，但在这件事上，我看不出你们这么做的必要性。    

　　答：面对新的发现，科学记者有时会很自然地对另一派作出反应：“OK，那么你们现在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你们的观点呢？‘智能设计论’观点一直没有证据”。这就像多年前，美国卫生总署的科学家最后是从烟草工业界获得了烟草有害人类的证据一样——在这之前，一切都是那么艰难。我不认为压制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是件好事。我们倾向于把一个假的问题，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谁是科学主流。

　　

　　问：你们记者是怎样处理科学上的论战的？最近有许多科学论战，如生殖与伦理；全球是否在变暖；进化论生物学等。很多美国人对此都有不同观点。那么，你们是否觉得要给这些不同观点以报道的篇幅？你们怎样向读者说明，哪些专家的观点是主流的？有现实依据的？

　　答：科学报道的政治化和科学议题的论战，其实是我们报社科学部常常面临的问题。我们很清楚给一个没有强有力证据的论点以足够的报道篇幅是没有意义的。不能简单地搞绝对公平客观，这也适合科学报道。

　　但是，有的荒谬的，恶意的，危险的观点可以自己设法变成一条吸引眼球的新闻，这时候，媒体是不可以回避的。如近年来 “智能设计论”已经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一个严肃的报纸有必要调查这个现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们报道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议题时，我们必须给不同观点以相同版面，但同时我们必须告诉读者，哪些是主流科学界的一致看法。

　　

　　问：《纽约时报》对假的科学报道是如何处理的？你们记者是怎样证实科学报道的真实性的？特别是你们记者缺乏科技界的专业知识。

　　答：资深的《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多很多，像我们的科学记者K.Altman。而我们的科学记者Gina Kolatis对科学报道则有独特的评估看法。

　　你也许指出了我们科学报道的局限性，但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只是记者，我们只需要怎样设法找到一个好专家来告诉我们。而作为一名记者，首先需要勇气和自信，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科学新发现”，而且也有可能面对一个其实被夸大其词的、甚至被歪曲的“新突破”。一个比我们更有专业知识的人也会被人愚弄，何况是我们记者。

　　

　　问：是什么可以在科学上构成新闻？世界上每天有大量论文在发表，而其意义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进行评估，那么这时候你们科学记者的职责是什么？

　　答：你说得很对。除了像在土星发现红色光环这样的事算科学上一个大发现外，科学是一个一步一步走得很慢的发现过程，科学记者不可能把赌注总是押到正确的筹码上。《纽约时报》就曾经忽视了几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DNA双螺旋的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没有给予及时报道。

　　科学新闻上，医疗新闻出现在报纸前几个版面上的数量在最近几十年里增长了三倍。这是因为医学研究者的雇主、资金赞助者之间有竞争，他们希望尽快把成果发表。而且它们总是包装得像个重大发现，读者以为这是“突破”。美国“婴儿潮”这代人到了快退休的年代，他们最关心能使他们长命百岁的医学新闻。这使得医学科学有很大压力。

　　同时，媒体间的竞争，包括我们《纽约时报》，也会把一些有趣的科研结果报道出来，即使这些成果还处于很原始阶段。

　　其实，对我们科学编辑或记者来说，一些非主流的科研动态也是很有趣的。最后它总是可以被证实是否真实。科学本来就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

　　但我们也并不是凡事这样。我们的科学记者Granlys就有个专栏《第二观点》，就是换个观点看科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