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控告美国政府部门侵犯其隐私权一案以庭外和解了结。6月2日他与美国政府和5大新闻机构就隐私权诉讼案达成和解，李将获得164.5万美元“和解费”。

　　自1999年以来，李文和这个名字已成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代名词，李文和本人也成为美国反华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牺牲品。

　　尘埃落定回头看，李文和案的是非并不复杂，美国政府存在证据不足和进行政治迫害的嫌疑，媒体则推波助澜。

　　获得美国政府和五大媒体的补偿，表面上看起来，李文和终于赢得了胜利。然而这一胜利来得何其不易，胜利的滋味也是苦涩多于甜蜜。

　　退休前蒙不白之冤

　　李文和１９３９年出生于台湾屏东，１９５９年考入台湾成功大学物理系后转入机械系，１９６３年毕业。１９６５年，李文和负笈美国，进入得克萨斯州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深造。１９６６年李文和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６９年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１９７１年任职于美国爱达荷工程实验室，３年后加入美国国籍。

　　１９７８年，李文和转入美国能源部设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和核技术实验室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系统三大支柱之一。李文和是这里的流动力学专家，在实验室工作期间专门编制模拟核武器冲击波的计算机密码。

　　１９８８年，中国成功试爆一颗中子弹。美国有人怀疑中国研制中子弹利用了“从美国窃取的核机密”，开始在内部搜寻泄密者。１９９５年，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美国核武库中最先进的Ｗ－８８核弹头机密资料“被窃”，联邦能源部反谍报中心代主任诺特拉·特鲁洛克为了抢头功，借助众议院“考克斯委员会”的压力，迫使联邦调查局（ＦＢＩ）展开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调查，调查焦点很快落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怀疑首选目标是华裔科学家，并锁定为李文和。

　　李文和原本应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退休，但当年３月，ＦＢＩ展开了对他的调查，实验室也以“违反安全规定”为由解雇了他。尽管长时间的调查并没有找到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仍于当年１２月１０日提出了针对李文和的５９项指控，正式对他提起诉讼，随即李文和被捕，并被判不得保释。

　　九个月狱中磨难

　　李文和在狱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和迫害，令许多华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为其鸣不平，也令李文和家人极为痛苦。

　　李文和被关押期间所受待遇连已经定罪的杀人犯都不如。开始阶段，李文和每天 ２４小时被关在单人牢房里，戴着手铐和脚镣，不准会见亲友，不准看电视。后来，他被允许会见家人和律师，但

　　时间非常短，而且只准讲英语，即便如此，ＦＢＩ还会派精通汉语的特工在场监听、监视。

　　２００２年１月，李文和在华裔作家谢汉兰的帮助下出版了自传《我的国家控告我》。其中，李文和这样描述自己的狱中生活：

　　“我被带进一间狭小的牢房，墙上有一扇窗户。看守看着我脱掉便装换上红色囚服，囚服是用粗麻布做的，穿在身上不太舒服。他们重新给我戴上镣铐，给我一个盒子装东西，允许我留下两件内衣。”

　　“我在单人牢房里伴着病人般的尖叫和呻吟度过了世纪之交……这段时间，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入狱后的第一个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只能走出牢房一次，穿过4.6米的走廊去洗澡。周末则根本不许出门。即便是我睡觉的时候，牢房里也始终亮着灯。每个星期，家里人可以探监一个小时——由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站在旁边监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律师每个星期来一两次，我可以走出牢房跟他们见面。除此之外，我每天２４小时呆在牢房里，第一个月内，我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纸，没有笔，没有热水，跟他人仅有的接触还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明白，为避免精神崩溃，我必须在脑子里想些事情。我整天琢磨自己的案件，设法回忆一切对律师有用的细节。我向狱方要了一叠纸，专心编写一本数学教材。我要求从监狱图书馆借几本书，但不知道狱方会给我什么书。”

　　法庭上法官终道歉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根据检方和被告律师达成的协议，李文和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个法庭上宣读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曾下载“机密信息”，但他同时申明自己从未打算损害国家，从未把有关信息转给任何第三方。代表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的检方则撤消了针对李文和的其他５８项指控。法官依据协议判处李文和２７８天监禁，刑期比李文和遭受单独监禁的时间略短，因此，法庭判决后李文和即获自由。

　　那一天，负责审理此案的联邦法官詹姆斯·帕克用低沉而威严的声调向整个美国宣布：“我受了政府的误导。”他说：“李先生，执法部门关押你是不公正的，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５年后，当时的能源部部长、现任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在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也终于承认李文和案是冤案，当年被诬陷为“中国原子弹间谍”的李文和在其被羁押的９个月期间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理查森在其自传《不同的世界：美国生活历程》里写道：“提及李文和案，他受到了严重虐待。政府将一个弱不禁风的６０岁老人关在监狱里近一年，尽管我当时已经尽我所能试图影响司法部，希望能还李文和一个公正，但我应该更早认识到我们错了，我本应该说得更多一些。”

　　诉讼路以和解告终

　　２０００年９月之后，针对李文和的官司了结，轮到法庭审理美国政府当被告的案子。李文和在被关押后不久的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向法院提出起诉，控告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能源部违反联邦隐私保护条例，侵犯其隐私权，非法向媒体泄露消息，歪曲案情，错误地指控他为“中国间谍”。

　　打一场针对美国政府部门和知名媒体的官司费时、费力、费钱。这场官司历时数年，焦点最后转到当初报道李文和案的记者身上。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美国联邦法官称，由于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的５名记者的证词对于这场官司非常重要，因此要求他们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包括直接提供有关消息的官员身份”，但５名记者拒绝说出消息来源。２００４年８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５名记者犯有藐视法庭罪，每个记者都被处以每天５００美元的罚款，直到他们说出消息来源时为止。

　　美国政府和媒体担心，他们输掉官司后，将不得不交待出向媒体恶意泄密者的身份，几名记者说不定也要坐牢，而且罚款越拖越多，于是不得不选择与李文和达成庭外和解。李文和将从司法部和能源部获得８９.５万美元的诉讼费用和赔偿金。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同意向李文和支付７５万美元。

　　美联社说，５家新闻机构出钱了结此案，这在近年尚属首例，也许是史无前例。但这些新闻机构发表声明说，之所以同意出钱，是为避免自己的记者坐牢、遭受更大金额罚款和泄露秘密消息源。

　　早在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就第一次报道李文和案的《纽约时报》曾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６日的报道中承认报道存在缺陷，不够公正全面。不过，该报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没有道歉。

　　李文和虽赢得庭外和解，但美国政府强调这笔钱不是赔偿，只是用于支付李文和的律师费和媒体赔偿的税金。而媒体表示他们并不认同这一判决，同意付钱只是因为这是“保护消息源和记者最好的办法”。

　　这使得李文和的胜利失去了甜蜜滋味，添了不少苦涩。

　　全家人命运被改变

　　１９９９年所谓“中国间谍案”风波乍起之前，李文和是个普通的科学家。接触过李文和的人都清楚，他是一个把自己封闭起来搞科研的“学究”。李文和的朋友说，他一年到头连报纸和电视都不看，他的爱好是呆在家里听莫扎特的音乐，读雨果、福楼拜、狄更斯的小说，再就是做饭、打扫房间、到后院种点青菜。

　　从天而降的莫须有罪名、９个月的单独监禁、７年的漫长诉讼，这一切激发出李文和身上的坚韧、顽强。

　　李文和在自传中回忆狱中经历说：“我开始感觉到政府在折磨我，他们企图摧毁我的意志，而不必马上站出来向我开枪。我估计，假如我不认罪，他们会想办法让我自杀。然而他们的卑劣伎俩却使我更加愤怒。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让比尔·理查森和政府得逞，我决不放弃，决不向他们的卑劣手段和谎话投降。”

　　这一震惊全美乃至世界的案件也对李文和的家庭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李文和和妻子文飞洋育有一子一女。案发时，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担任文秘工作的文飞洋已退休５年，２８岁的儿子李泽中仍在医学院读书，女儿李纯宜在一家高技术公司撰写科技文章。

　　李文和的遭遇彻底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特别是李纯宜的人生。

　　像许多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一样，李纯宜对自身的文化根源一向不甚了了。但在父亲被拘禁的９个月内，当时２５岁的她仿佛一夜间成熟起来，为父冤案奔走呼喊，以大方、热诚的姿态出现，俨如父亲及亚裔美国人的发言人。

　　李纯宜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其间她曾转读５个主修专业，最后选定了英国文学。父亲获释后，她进入法律学院攻读。李文和案期间，李纯宜四处演讲，证明父亲的清白。经过风浪历练，今天的李纯宜已成为维护民权的积极活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