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电报道说，如今日本社会的幸福感普遍不高，巨大的压力与烦恼甚至催生了一个创收已达300亿美元的 “放松产业”市场。非独日本，在欧美，虽然自二战以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从未如此好过，但幸福指数在近50年来却没有任何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下降。

　　那幸福与富裕到底成不成比率呢？曾经，我们有过这样的观念，幸福等同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幸福源自无节制的占有和消费。于是，几十年来，许多国人的消费观渐渐从以往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蜕变成小猴掰玉米：手中刚买的新家伙还没捂热，就毫不吝惜地抛弃而去掰“新玉米”，还美其名曰为促进经济、增加GDP添了块砖。

　　然而，国人的幸福感是否就因此同比率增加了呢？小猴掰玉米式的消费是否就快活于“缝缝补补又三年”呢？未必。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近些年来，自杀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将幸福等同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人过分沉湎于物质享受，把消费水平的提高作为惟一的追求目标，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因为它使人成为经济动物、消费动物，日益淡漠甚至遗忘生活意义与价值的人文追求，反而使丰富多彩的人生变得空虚无聊。同时，这种价值观必将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破坏环境，甚至自私地剥夺了子孙后代应有的发展条件，如果有幸福感，也是以预支子孙后代的幸福感为前提。

　　那幸福感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有时想想，再多的山珍海味，吃多了，入口的是差不多的味，排出来的是一样的物质；再漂亮的衣服、拎包，穿多了，给穿戴者的惊喜与快乐无异于荆衩布裙。毕竟，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是有思想者，有灵魂者。真正能慰藉人的灵魂，从而给人带来持久、健康而多姿多彩的快乐的，惟有文化追求。

　　虽然至今为止，世上还没有一人能搞清楚，幸福感到底由哪几种因素构成，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幸福感必定离不开文化和精神追求的因素。因为不如此，我们无法解释，物质贫乏的古代，仍然有“采菊东篱下”的怡然自得者；清贫而有操守者，可“三月不知肉味”。如今，发展了的中国也遭遇了欧美、日本所遭遇的“幸福感”困惑。我想，仅仅靠拉动物质的内需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更需要拉动的是“文化内需”，才能建设和谐幸福的社会，如今提倡的“文化经济”也许是针对“幸福感困惑”现象的一种药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