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生活报》报道：37年前，女工方玉荣舍身救火被严重烧伤，异体植皮23次。她的事迹被写进全国全日制小学课本，与王杰、刘英俊、向秀丽等英雄名字一样响亮。可如今的她晚景凄凉，生活窘迫，只能靠廉价去痛片止痛；“邻居靠敲墙判断她是否活着”。今日，我们早已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弥补英雄们的创伤，但事实远非如此。我想知道：还有多少英雄靠止疼片在度日如年呢？

　　如今，不时能看到活雷锋上法庭索赔的新闻——英雄越来越不敢、不愿出头了。因为见义勇为的高昂成本让人们退缩，道德冲动的“事后罚单”让人们后顾有忧。按经济人理性分析，如果事后的经济鼓励小于见义勇为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英雄不是“赔钱货”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把英雄供奉在高不可攀的道德神龛里，可以景仰可以表彰，但不能谈钱；二是社会对英雄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基于《民法通则》和相关解释而作出的“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的规定既缺乏操作性、又不现实；英雄见义勇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补偿，受益人也并没有欠什么人的债。如果见义勇为的人事后提出赔偿或补偿，那就降低了见义勇为的品格，已经是见“利”勇为了——于是，英雄的生存窘境和道德天平、法理悖论让我们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其实，英雄给社会创造的是物质贡献和精神贡献的总和，为什么我们回馈给他们的只有虚化的精神奖励呢？还有多少英雄靠止疼片度日如年——这个问题让我们倍觉心寒。要真正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相关政府对英雄及其家人给予不间断的踏实关注：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到“英雄应急预警系统”，再到刚性法律救济……英雄，不是喊出来的，说到底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任何选择都是权衡的结果，“人间的道德总是沾染着烟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