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为了找到真正值得资助的贫困生，出资人浙江吉利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12人的寻访小组，近日将分赴湖南、江西等地开始寻访。据预算，整个寻访过程将历时数月，花费几百万。按计划，在4至5年内，吉利集团将出资5000万，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千名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

　　让吉利这样做的原因是助学过程中的几次“上当”经历。事实上，有类似遭遇的不仅仅是吉利一家——捐给穷孩子的读书钱，却被一些并不贫困的学生冒用了。这种尴尬，让不少慈善家不得不亲力亲为，替自己的善款找“下家”。慈善事业这种高昂的社会成本，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它面临的诚信拷问和体制缺失。

　　谁来保证善款不会“雁过拔毛”？使本来为了维护社会公平的善举，不会背离出资人的初衷？记者由此展开调查。

　　这几天，北京吉利大学执行校长罗晓明差点被全国各地飞来的求助信淹没了，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身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发言人。自从传出吉利为这个基金会捐助5000万元、寻访1000名寒门学子的消息后，这样的信件就没有断过，“很多来信都不在我们的捐助范围，有的甚至提出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要我们捐几万块钱的。”对于五花八门的求助内容，罗晓明有些无奈，这也更坚定了吉利成立专门“寻访”班子的决心：“这1000名受助学生都必须是真正值得我们资助的，吉利要一一确认过。”

　　捐了5000万，还要再花上几百万想方设法把这5000万用出去，这种尴尬一时引得众说纷纭。尴尬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

　　吉利千里寻访的无奈

　　事实上，正是一段当年发生在宏志班上的小“插曲”，才引出了这次的千人寻访。罗晓明告诉记者，2001年，北京吉利大学创办了宏志班，免费供读延安、遵义等革命老区的寒门学子。“当时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们自己经验又不足，生源主要是通过延安、井冈山、涞源、遵义这四地的教育和旅游部门推荐上来的，一共招了30多人。”罗晓明说，宏志班的总体情况不错，但过了没多久，就有同学私下议论说，某某同学根本不是什么贫困生，他爸爸是当地的一个局长，难怪他平日里不仅用着手机，出手也很大方。

　　学校一调查，还真有这回事。“宏志班的孩子都来自特别贫困的家庭，生活非常清苦。是不是贫困生，一眼就能看出来。”罗晓明说，尽管只是个别现象，招生老师还是既气愤又心疼：不贫困的学生占用了受助名额，就意味着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得不到帮助，也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心态。

　　无奈之下，北京吉利大学决定停招宏志班学生，这个班成了该校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宏志班。

　　2005年夏天，吉利出资210万，设立“未来人才基金”，定向资助100名高中毕业的寒门学子。为了防止宏志班的事件重演，这次吉利打算自己去寻访这些学生。

　　这一次寻访让招生组的老师们百感交集。

　　“一个掉在井里就快被淹死的人，突然发现从井口垂下来一根绳子，这时的心情您能理解吗？”吉利技师学院招生办副处长宋仲秋忘不了在江西瑞金，这个叫郭瑞芳的贫困生满含着泪水的反问——在走访地区，这样渴望上学的贫困学子比比皆是！

　　“没想到做好事这么难！”负责这次招生工作的该校副院长席德尧却感触颇深，他叹息着告诉记者，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把一些并非贫困家庭的孩子推荐给招生组。这些学生有的是他们的四亲六眷，有的是朋友、同事高考落榜的孩子。在招生组汇总的数百名报名学生中，经过最终核实、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只剩下了43名，而这次寻找，一共花费了近10万元。

　　“如果没有那些人为的困难，就会有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资助！”对这个结果，吉利总裁李书福不无遗憾。

　　万向的“上当”经历

　　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审核和监督制度或执行力度不够，慈善资金被挪用的现象并非只有吉利遭遇过，企业亲力亲为，为捐款找“下家”的现象也并非吉利一家。记者从浙江省慈善总会了解到，万向集团曾为省慈善总会捐助了1000万用于“四个一百工程”，（捐助残疾人、孤儿、孤老、特困生各100名），为了用好这笔捐款，万向也有专人负责。

　　万向集团负责此事的王建告诉记者，至今为止，“四个一百工程”已经捐助了570多人，其中他实地走访的有400多位。

　　一次走访的特殊经历，让他意识到了了解真相的重要性。那是一次对杭州地区一个特困生的回访。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正在上学的姐妹俩，为了养家糊口，母亲不得不到当地的一个市场帮人守摊位……资料表明，这是很值得资助的孤儿寡母一家。

　　“到了那里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富丽堂皇的楼房竟然是贫困生的家。”尽管事隔快两年了，王建还是对这一次“上当”的情景记忆犹新：这位“贫困生”的家是一幢两层的新楼房，彩电、冰箱……电器一应俱全，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邻居们告诉他，女主人在市场根本不是打工而是自己开店的！

　　这样的“贫困生”是怎样被推荐上来的？王建解释说，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捐助对象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而是主要通过民政部门的层层推荐来确定的：首先由村里负责民政工作的村干部把符合条件的捐助对象推荐给乡镇的民政助理员，汇总后再上报到各县市的民政局。而所有的资料来源，全凭一张当事人自己填写的申请表格，这就难免会出现基层民政部门因抹不开情面而“弄虚作假”的事，比如事后调查得知，刚才那位住楼房的“贫困生”就是由一位在乡镇当干部的亲戚“推荐”上来的。

　　“从下半年开始，我们的重点资助对象是孤儿。”王建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孤儿的标准比较“过硬”，不容易作假。对于万向所在的萧山地区，则将逐渐开始实行“先核实再资助”的方式。

　　尽管作了种种防范措施，王建坦言，要完全杜绝作假的现象似乎不太可能：作为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而言，由于人手所限，要实地走访、确认到每一个捐助者显然不现实，基层推荐难免会鱼龙混杂，这也是万向要亲力亲为确定捐助对象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为善款而烦恼的不仅仅是李书福、鲁冠球们。在今年胡润排行榜上以20亿捐款遥居首位的余彭年为了“把做善事的钱真正交到老百姓手里”，早在2003年底就将自己的酒店托管，成为一个专职的慈善家。对此，他坦言，不希望自己拿出的100元钱中只有二三十元到了老百姓手中，其余的就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慈善事业的春天到了吗？

　　企业亲自去寻找受助对象的做法，无疑大大提高了慈善事业的社会成本。本该交给慈善机构的事，企业家为何要亲力亲为呢？是什么让他们对慈善机构投下了不信任票？

　　找到杭州市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李朝东时，他正忙着回复今年市“两会”上关于慈善的几份提案议案。在今年两会上，类似的提案、议案有10来份，其中有好几份涉及到“如何规范对捐赠的监管”。

　　“慈善事业这几年发展得很快，相对应地，社会上对捐赠进行规范监督管理、保护好捐赠者积极性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了。”在李朝东眼里，慈善事业一年比一年进步是无疑的，他手里的两个数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从1995年杭州慈善总会成立至今，收到的捐赠财物总计超过1亿，而仅去年一年，就达5300多万。

　　飞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在李朝东看来，这不仅表现在我国每年人均捐款不足两元的现状，也由于类似吉利、万向善款善物被挪用的遭遇时有所闻。他坦言，作为慈善机构，杭州慈善总会不仅遭遇过受助者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发生过捐赠承诺不兑现的情况。尽管只是个别现象，这两种不诚信的现象都让慈善事业面临着公信力的拷问，也是一些企业要亲自运作善款的主要原因。

　　“这主要是多头募捐以及监管不到位、相关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李朝东分析说，比如，现在民政、工会、红十字会等部门都可接受捐赠。据统计，目前仅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就有28万多个，还不包括未经注册登记的。而关于慈善的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尽管《捐赠法》中，也有“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等规定，但这种轻描淡写的原则性规定，显然难以确保捐赠人的意愿得到尊重。

　　在香港，募款机构和救助机构是分开的，由救助机构提出申请，募款机构对申请进行评估后，最后决定拨给多少资金。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多头募捐的问题。李朝东认为，对于慈善资金的运作，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这样也许能减少李书福们的后顾之忧。

　　在今年市“两会”中，有人提议，应该建立社会捐赠管理中心，对慈善机构加强监管。

　　事实上，类似的部门在上海已经开始酝酿了。十一五期间，上海将设立“慈善事业促进委员会”，负责慈善机构的政策指导、监管、行业自律等问题。来自民政部的消息也表明，“社会捐助管理暂行办法”正在制定，其目的就是规范捐赠行为，从政府的角度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