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柏建斌

　　

　　患了艾滋病的吸毒者是什么样子？在赶往余杭安溪强制戒毒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担心，一个绝望的在押人员，是否会封闭内心。

　　再见面，爸爸的头发全白了

　　一个清瘦的男子走进接见室，在警官准许后，他把随身带的小凳子一放，坐在了记者的对面。从姓名、年龄、老家情况等开始，我们聊了起来。谈的更多的，还是吸毒。

　　我啊，吸这个东西10多年了。记得那时我不到20岁，在老家开货车，一月收入1万多元，我们家条件不错了。记不清哪一天，朋友让我吸几口白粉，我知道这东西不好，但心想玩玩嘛，会有什么后果呢。于是就吸上了。

　　开始是烫吸，那是很费时间的，因为要开车，所以半年后，就改成注射了。也就一年半的时间，我把积蓄的钱都吸光了，最后索性把车也卖了。我是独生子，父母很宠我，吸成了这样，他们重话也没多说。

　　1999年5月，吸毒加上贩毒，政府判了我1年半。这是我第一次进去，之后，进进出出就多啦。但第一次我是忘记不了的，从我被抓到判刑，才2个月时间，再见我爸时，他的头发全白了。（泪流满面）

　　我真觉得对不起父母。

　　但我就是改不了，1年半出来后，我家都没回又吸上了。

　　到了2000年，我因为吸贩毒，又在贵州被抓，判了2年。2003年出来后，父母对我还是充满希望，他们凑了2万多元又给我买了辆运输车，让我好好干。其实，当时我觉得做不好的，但父母一片苦心，我只有又跑起了运输。可惜，只坚持了1个月，我又吸上了，不但把每天挣的钱全吸光，7个月后，那车又被我卖了，得手的8000元，很快变成了白粉。

　　走到杭州也没躲过白魔

　　孙勇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很清楚。

　　在老家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带了5000多元现金，于2004年只身来到杭州。他说，一是为了躲避父母，二是想出来打打工，不再和那些吸粉的贵州朋友有来往。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白粉真的就像是魔鬼，你一旦沾上了它，真是甩也甩不掉。

　　到杭州后，我就去找工作，于是便去了一些民工多的地方。没几天下来，工作没找上，贵州老乡碰到了不少。在外一个人真不容易，有了他们，住的地方也有了，心里踏实了许多，但是几天后，其中有人就送白粉给我吸。你想，又是白送的，我怎么挡得住呢。

　　我当时和他们一起住，地方很小。杭州管得紧，我连针筒也不敢出去多买，有时买到一个，一用就是10多天，老乡来了，就轮着用。用来稀释的水都是自来水，卫生根本不讲了。

　　没多久，带来的钱就用完了，老乡说去偷，我也只好去，只要能有毒品，做什么都行。我们一般是3个人出去，我来做配合，专门到市场、菜场、超市这些地方扒窃，偷手机和现金。每天有几百元，都又去买了粉了。

　　去年9月，我被抓了。

　　唉，这一进来，算是完了……

　　亲眼看到朋友死在马路边

　　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是2005年9月25日下午，他说，最初脑子是一片空白，因为他知道，患艾滋病意味着什么。

　　这天终于来了，虽然毒品是戒不掉了，但自己还不想死，所以，怕的就是得这病。我是见过的啊，吸毒后得这个病死了的朋友，已有四五个了。有的比我大，有的还很小。

　　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朋友死在马路边，真是太惨了。这个朋友死前还和我吃过饭，现在躺在路上，就这么去了。

　　我常想起这一幕，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一样，死在哪个角落。

　　我想到了自杀，但又下不了决心，我才29岁，但是心里面，已经绝望了。活一天算一天啦，这次如果被判劳教，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

　　每当问起他的父母，孙勇眼睛总会红红的，此生对不起他们了。

　　不见父母，已经3年了，他说，有次他回到了老家，也不敢进家门，总是在马路上东转西转。

　　他希望父母把自己忘了算了，别再为他伤心，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

　　我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但我已经想好，到死我都不会和父母联系了。他们还时不时地让老乡带信给我，让我回去，但我这个样子，他们知道了，只会更伤心。

　　我这个独生子，连命都快没了，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其实，上瘾以后，我一直没交女朋友，我不想再害别人了。

　　没吸的时候，总想象不出毒品危害会这么大，现在知道了，等待自己的却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千万别去碰它啊，你玩什么都行，不要去试这个，只要你吸上第一口，等待你的，就是我这下场，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上瘾后，讲道理想办法都没什么用了，那时，整个人都被白粉粘住，脱不了的。

　　

　　临走时，记者劝孙勇。虽然对一个彻底绝望的人来说，劝说是苍白的。他捋起裤子给记者看，他说，现在大腿间和下身已开始溃烂，耳朵也流脓，这是发病的症状。他一脸苦笑，虽然这也是强装出来的。他身上透出来的，是一天天等待死亡而产生的阴冷。

　　他拎起那只小凳子转身，记者眼睛盯着他走出去，看到的只是个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