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俄罗斯年”和明年的俄罗斯“中国年”，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中俄互办“国家年”中，文化交流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是促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桥梁。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俄罗斯经典文学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

　　俄罗斯经典文学在中国

　　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中俄文化交往主要表现为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俄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时期。“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为此，鲁迅先生在70多年前写下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的名篇。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20世纪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

　　当然，中国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接受有过几次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这里，我们仅以普希金为例来看看这一现象。

　　在中俄文化的交往史上，普希金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地方。在俄国作家中，他的名字最早为中国读者知晓；在俄国文学名著中，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在1903年最早被译成中文。但是在普希金的名字进入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而未见其诗歌。那么，以诗著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中国文坛所接受呢？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时的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晚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曾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他们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翻译。这种风气的影响一直延伸至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

　　二是当时的文坛对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如瞿秋白当时认为，普希金的成就与“写实有的生活”分不开，他的作品“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

　　三是当时的文坛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同时，译出形神兼备的诗歌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30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如果说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是当时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文章仅提及《自由颂》一篇，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随着中国进入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阶段，以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文坛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 “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开始凸现出来。

　　在译介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倾向，如抒情诗中被反复译出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达耶夫》等几首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诗篇。在文章和演说等文字中更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以1947年为例，茅盾认为：“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郭沫若称普希金有几点最值得中国读者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与大环境有关，这里包括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环境。胡风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开始是潜在的革命要求的反映，因而推动了革命斗争，接着也就因而被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丰富所培养了。中国新文艺一开始就秉赋了这个战斗的人民性格，它的欲望一直是从现实的人民生活和世界的人民文艺思想里面争取这个性格的发展和完成。从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只能从这一点上，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普希金终于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的原因。”

　　中国左翼文坛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阻碍了自身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在上世纪50年代同样存在。也由于这一点，当60～70年代政治风向发生逆转时，普希金在中国的地位也才会如此一落千丈，从被偶像化的“革命诗人”变为遭唾弃的“反动诗人”。

　　80年代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中国文坛的繁荣，也使中国对普希金的译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坛开始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普希金形象。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系统地译介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普希金作品的选本就有80多种，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多卷本文集或全集，中国的普希金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坛

　　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有一次在谈到俄罗斯文学时说：“俄苏文学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曾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样的话，我则可以说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薰育之功不可分。……就19世纪来说，你看，从普希金开始，俄国文学史上一连出了多少辉煌的名字呵！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一直到契诃夫、高尔基，每一个都是大师级的，哪一个国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能够为世界、为人类贡献那么多顶尖儿的杰出作家呢？这真是奇迹！”

　　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19世纪，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各具特色的作家和众多的优秀作品。从果戈理式的犀利、屠格涅夫式的抒情、冈察洛夫式的凝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邃，直至托尔斯泰式的恢弘和契诃夫式的含蓄，无不显示出俄罗斯民族文学独具的撼人的艺术魅力。

　　这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坛出现的一位杰出的作家，但是长时间来对他的个性和他的创作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对于他的创作，评价者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在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激情，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神秘主义倾向，凡此种种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坚持走的艺术创新之路也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对此，作家这样谈到自己创作的特色：“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表现心理的容量，特别是强化了作家对人性深度和人物变态心理的揭示。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同样辉煌。中国读者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高尔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这些都是苏联时期的主流作家。但除了主流文学以外，20世纪俄罗斯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文学和侨民文学应该受到重视。比如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等。当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全放在一起时，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就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多样性和深刻性。

　　作家的追求与文学的魅力

　　在所有的俄罗斯同时代作家中，托尔斯泰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俄罗斯文学到了托尔斯泰笔下开始出现一种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高尔基甚至认为托尔斯泰“告诉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他的巨大的文学遗产属于整个人类。

　　托尔斯泰的人生与他的作品一样富有独特的色彩。屠格涅夫称其为“思想的艺术家”，可谓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在新的时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紧张探索，并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尽管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托尔斯泰追求的真诚和执着并提。托尔斯泰认为：“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艺术创作是他的人生追求的一部分。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托尔斯泰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披肝沥胆的人生追求与呕心沥血的艺术探索相交融的倾向。

　　例如，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生活画面是以囊括一个历史时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态出现的，作者的艺术笔触伸向了19世纪俄国广阔的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语）。它不仅再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为人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我们在如此多样的生活舞台上看到了宫廷女官舍雷尔的沙龙、阿纳托尔闹事的房间、别祖霍夫伯爵临终的病榻、松林中的决斗场、共济会的暗室、鲍罗金诺战役前线、火光熊熊的莫斯科、法军的战俘营、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生活内涵的丰富使人物形象格外地丰满起来，而人物的广泛活动也有力地拓宽了长篇表现生活的幅度。

　　作家刘心武在谈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学爱好者心仪”的原因时，认为“倒也不是人们钟情于他们终极追求的所得，什么‘勿以暴力抗恶’，什么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热……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到灵魂震撼和审美愉悦的，并不是那终极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终极追求的劲头本身，那弥漫在他们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于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振颤般的张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承继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这话不无道理。

　　当然，托尔斯泰对读者的吸引还来自于他的作品的独特的审美风貌。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超群出众。就他的三部长篇巨著而言，作品中那史诗式的生活涵盖面、探索型的人物、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结构形态、动态的多重色彩的性格塑造，以及辩证的心理分析等一系列艺术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以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一个带有作家独特印记的艺术系统，从而较为充分和较为全面地发挥了长篇体裁从审美上大容量地把握现实的巨大可能性。因此，著名的法国作家马丁·杜·加认为：“托尔斯泰对于未来的小说家是最好的导师。”这一切正是托尔斯泰不朽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