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0多个实的虚的“职务”、“头衔”的季羡林，时间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色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但为何我们还是常常可以看到他一篇接一篇文章见诸报刊、一本又一本著作问世？季老解释说：“我写文章，则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 （见《报刊文摘》）

　　季老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终身教授。那200多个“职务”、“头衔”并非季老所需，而是一些机构、团体需要大师、名人壮门面。就像巴金老人去世后，有的杂志仍然要他当主编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职务大多系强加给老人的。他们自以为于人于己皆有利可图。殊不知，对于借名的机关团体来说，自然是光耀了门楣，提高了声望，而对于季老来说，却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和包袱。

　　多了这些头衔，开会就多了。按季老的说法，本来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练的。英文要一分钟，我们有五秒就够。可有很多领导人，会议的主持者“讲话罗里罗嗦，一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加上‘哼、哈、唉’……”不要说对于季老，就是对于惜时如金的普通学者，也是一种折磨，一种难以忍受的损失。好在季老找到了“对策”——“所以他讲话，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我并不反对开会，有些会是必要的，不过要讲一点效率，不要套话太多。开学术讨论会，我感觉中国人就浪费时间，其实你最好单刀直入，有什么意见就提。”作为一位忠厚长者的谆谆告诫，我们的会议主持者，做主题报告的领导人当思之戒之。

　　季羡林已是95高龄的耄耋老人。生命、健康于他已成为宝中至宝。却仍然要担当那么多的实职虚职，要开那些可有可无的会议，要应付朝来夕往的访者，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只得这样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思考，写作，吐丝，奉献，是幸还是不幸，当喜还是当忧，是人生的艺术还是无奈？受此折磨的学者、专家不止季老一人。为季老减减负吧，让老人从所有的虚名虚衔牵累下解脱出来，能够从容地思考写作，能够安度晚年之乐。